与奇人相遇
第十章：物质的问题(一)
一九二四年四月八日，人类和谐发展机构的分部在纽约开幕，葛吉夫先生的朋友和几位法国机构的学员为了对葛吉夫先生致敬，特别在纽约一家俄国餐馆安排了一场晚宴。
晚宴过后，大部份的客人都随着葛先生前往R太太位于第四十九街的公寓。在这里，宾客就着亲切的女主人奉上的咖啡，以及B先生设法取得的利口酒谈话，一直谈到次日早餐时分。
葛吉夫先生的谈话大部份是透过利利安慈先生以及弗西洛夫斯基夫人的翻译。他回答在场人士提出的各个问题，大都属于哲学性质。其间，我们稍作停顿吃西瓜──那是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珍品，在那时节，即使连纽约也难得有。一向以务实闻名，经营一家时髦的大型疗养院的B医师，此时突然转向葛吉夫先生，问了这个问题：「先生，您能告诉我们，您的机构以什么手段存活，以及它每年经费大约是多少吗？」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葛吉夫先生对这个问题做了详尽的回答，衍生成一个长篇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揭露了他毕生奋斗中别人未曾料想的一面，所以我在此尽可能准确无误地重现他当天的口述。我也咨询了其它跟我一样对这个故事深感兴趣，以至于能钜细靡遗记住所有细节的人。我也将我的笔记和F先生的笔记相对照，证实我的所记无误。F先生是葛吉夫先生在美国所有谈话的速记员，因此，如果有人提出先前问过的问题，就可以阅读葛吉夫先生已经做过的回答，以节省他的时间。
葛吉夫先生是这么说的：
「可敬的医师，您刚刚问的问题，一直是多少认识我的人很感兴趣的问题；但是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没有必要谈起这个私人的事情。我要不是避而不答，就以一个玩笑把问题支开。
再者，关于这个问题，早已衍生出各式各样滑稽的传说，显示这些传说发明者一派白痴，而后又随着那些没事干、吃白饭，一样白痴的男男女女到处传播，添上许多捕风捉影的细节。例如有人说，我从某印度神学中心接受金援，或者说，我的机构是一个黑魔法组织；也有人说，支持我们的是一位传说中的乔治亚王子穆克兰斯基；还有人说，我握有『哲人之石』的秘密，可以透过炼金的过程，点石成金，要多少点多少。甚至最近还有许多人说，我的资金是由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以及许多同样胡说八道的传说。
事实上，即使跟我最亲近的人，直到今天也不知道我多年来所负担的庞大开销，到底是从哪儿来。
我觉得没有必要严肃地谈论这个问题，亦即本机构存在的物质面，因为我并不奢望外界资助的可能性，而且我认为谈论这个问题只会浪费时间，或者如成语所说：将子虚倒入乌有。
但是今天，为了某种原因，对于这个我经常被问起、已使我烦透的问题，我想要以严肃一点的态度来回答，而不全然以玩笑处之。
我今天之所以想采取比较严肃的态度，似乎是──我几乎相当确定──因为一项事实，也就是：由于命运的旨意(或毋宁说是俄国当权者的愚昧)，我如今变得像教堂老鼠一样穷，以致冒险来到这个『金元王国』；在这里，我浸淫在此地这些巧手赚取美元者的情绪反应中，就像一支纯种的猎狗追踪某一项美味猎物。我不会让机会白白溜走的。
在座的诸位都被美元养得肥肥壮壮的，浑身发散着慈善的气息，我坐在你们当中，不自觉受到内在的挑动；我有意借着我的回答，这么说吧，来剪你们一点儿羊毛。
因此，在这位好客程度今日罕见的女主人为我们提供的悦人环境中，我要好好利用这幸运的机缘，竭尽我的脑力，并善用我的『说话机器』，来回答这个今天又被问起的问题，让你们都开始觉得我的口袋似乎是一处播种美元的沃土，等到这些美元发起芽来，将为播种者的生活带来客观意义上的真正幸福。
所以，我亲爱的、目前受到无条件尊崇的美元拥有者啊！……
早在我借着我的机构把理念付诸实行之前，也就是说，当我从各个角度思考这项计划之前，我已经考虑到它的物质面──它虽然次要，却非常重要。
因为我当时就预期，要将心理学的理念，透过这么一个在当今很不寻常的机构引介到俗世，将会遭遇很多困难，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独立──至少在物质层面上。我之所以这么想，尤其是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有钱人从来不会对这方面的问题感到兴趣而愿意出钱支持，而其它人即使深具兴趣和渴望，也不能在这方面尽太多力，因为这一种事业需要很多钱。
所以，如果我想要百分之百实现我的计划，那么在我思考心理学工作的进行之前，首先便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我设了一个目标，要在某段期间内，比以往都更致力于赚钱。
我方才所说的，一定使你们这些美国人──全世界公认最在行的生意人──感到非常困惑。你们一定觉得奇怪：怎么可能以这么轻松的心情，去赚那想必是很大的一笔钱呢？因此你们听了这些话，一定以为我在吹牛。
是的，的确──这些话甚至连你们听来都很奇怪！
为了让你们了解，即使大概也好，我为什么、又如何能够这样，以及我的自信从何而来，首先我觉得有必要解释：我在这个阶段之前，一直从事各种商业和财务活动，在这个领域和我有过接触的人，都认为我是个很机灵的生意人。
更进一步，我必须告诉各位我早年所受的教育；以我历经世事的眼光看来，我早年所受的教育是最贴近我心目中理想的教育。由于这一段成长过程，我当年能比任何生意人都计高一筹──如果情况要求，则我今天也能够──或许甚至比你们美国人还在行。
将我所受教育的细节告诉各位，是格外合宜的，因为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正是为了庆祝一个以正确、和谐的教育为基本目标的机构开幕，更因为这个机构是奠基于我多年收集、累积的经验，并受到我充分验证──我这个人几乎牺牲了全部的私生活，来研究『教育』这个当今既重大、又困难的问题；而我本人是由一些良知正常发展的人扶养长大，因此造就了不管环境如何，都能不偏不倚的能力。
有意对我施予影响力的人当中，对我造成最大影响的要属我的父亲──他对于教育有独到的了解。
在将来我甚至有意写一整本书，把我父亲直接和间接的教育方式记录下来，这些都是他从教育的原创性看法而得的。
等我稍具正确的理解力之后，他就开始告诉我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说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给我听，这些故事总是导向某位瘸腿木匠穆斯塔法的一系列传奇──他无所不能，有一天甚至做了一支飞天的扶手椅。
透过这种方式，以及我父亲不断施予我的训练，使我不仅渴望像那位木匠专家看齐，更驱策我想制作一些新奇的东西。我幼年时所玩的一切游戏，即使本身稀松平常，都饶富意外生趣，因为我想象自己不墨守成规，而以十分特别的方式去做。
在我年幼时，我父亲以间接方式在我的本性灌输的这种倾向，一开始并不清楚，及至后来，在我青少年初期，它才渐渐显出清楚的轮廓，因为我的第一位导师的教育理念，在很多方面和我父亲相呼应；因此，我除了致力于学业之外，还在他的特别指导之下，习作各式手工，练就各种技巧。
我的第一位导师的教育手法，最具特色的一点就是：当他一注意到我熟习某一项手工艺，而且开始喜欢它，他便要我立刻丢下，转而学习另一项工艺。
好多年后，我才了解，他的目标并不是要我学会所有的手工活儿，而是要我发展一种能力，能够克服任何新工作的困难。而的确，从那时起，各式各样的工作对我而言都富含意义和趣味──不是因为那工作本身，而只是因为它是我所不知道、不会做的。
简而言之，由于他们在教育上的创意，这两个人在有意、或甚至无意间──这在今天已经不重要了──为我日后的『负责任年纪』作了准备，也就是在我的本性中引发某种特性，它随着年岁渐长发展定型，那就是一股不断换工作的渴望。结果，我获得一种理论上及实际上的能力，能从事多样手工艺和生意，这种能力哪怕只是无意间发展出来的也好。等到我扩张了各种领域的知识，我的理解力也随之增加。
我甚至要加上一句：如果我今天在不同国家中，被视为许多学习领域的真正知识之代表，一部份要归功于我早年所受的教育。
多亏我从正确的教育培养出来的足智多谋、宽广视野、以及比什么都重要的，合理的常识，我乃能从往后生命历程中有意无意间收集的信息中，掌握每一项知识领域的精华，而不是仅仅取其糟粕──这却是当代人使用他们著名的所谓『强背默记』教育法所不能避免的。
所以，在我相当年幼时，就已经具备充足的本事，能够赚取充分的金钱供应我实时的需要。然而，因为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也对抽象的问题发生兴趣，这些问题将导致生命意义和目标的了悟，因此我把全部的时间和精神都投注于此。所以我并未把赚钱的本事投在『为赚钱而赚钱』的目标上，而这却是当代人──尤其是你们美国人──因为不正常的教育，都把一切『有意识的努力』和本能的奋斗聚焦于此。我只是偶然为之，而且只有在必须维持我的一般生活，以及有助于实现我的目标时，才会去赚钱。
我出身于穷困人家，物质生活没有保障，因此经常得去赚那可鄙、有罪的钱，以应付不得已的需求。然而，赚钱过程的本身，从来不花我太多时间，因为正确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足智多谋和合理常识，使得我在这些俗事上，足以称为一个专家、狡猾的老手。
为了对我在这方面的能力作一番特写，我要告诉各位我生命中的一段插曲：有一天，出于临时起意，为了一小笔赌金，我开了一家很有创意的店。
这段插曲的细节或许会拉长整段故事的敍述，但是我认为，由于这奇妙的利口酒──顺带一提，我说这利口酒奇妙，因为它不是在陆地上的一般条件下制成，而是在美国海岸边的一艘老驳船上酿造的──这段插曲或许不会长到令各位生厌。
那是在我们『真理探寻者社团』最后一次穿越帕米尔地区和印度的大远征之前不久。我是这『真理探寻者』的创团会员之一。
在这次远征出发前两年，社团的成员把会合地点订在---海地区的恰尔曹镇。所有打算参加远征的人，都要在１９００年元月二日那一天到那个地方集合，从那里上溯阿姆河。
因为当时距离大远征还有一段时间，但又不足以远游，所以当我回亚历山卓普例行性的探视家人，与他们相聚的时间一过后，我并没有如往常一样出门远游，而是留在高加索，往返于亚历山卓普和巴库之间。
我常常去巴库，因为那里有一个协会，会员大多是研究古代密术的波斯人，而我曾是他们的长期会员。
造成这段插曲的事件，就是发生在巴库。
有一个星期天，我到市集去。我必须承认，我对东方市集一直无法抗拒；无论我在何处，只要当地有个东方市集，我就无法自抑，一定会去报到。我很喜欢到处寻觅一些小玩意儿，希望碰见什么不寻常的东西。
那天，我买了一件旧刺绣品，正要步出地毯市集的时候，看到一个穿得很漂亮，但看起来愁眉苦脸的年轻妇女，有个东西要卖。
她的一切表征都告诉我：她不是一般的小贩，而无疑是出卖家当应急。我向她走去，瞧见她有一台爱迪生的蜡管式留声机要卖。
那位妇人的眼神激起我的同情，于是，我虽然仅有一点钱，却不假思索买下那台无用的机器和它所有的附属品。我把这个沉重的东西带回投宿的旅舍，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有无数的录音用滚筒。大部份都损坏了，至于完好的滚筒中，只有一些已经录过，其它则是空白。
我在巴库又待了好几天。我的生活资源渐渐耗竭，因此我必须想办法补充。在一个阴沈的早上，我坐在床上，还没更衣，思索着要如何是好，刚巧瞥见那台留声机。我的脑海兴起利用它的念头，立刻拟出一项计划。
我把那里的事物全部理清，当天就搭乘前往 海地区的最早班轮船。五天之后，我到达克拉斯诺福斯克，启动那台留声机，让它为我赚钱。
我得说，当时这个地区的人还不知道留声机这玩意，这是当地居民第一次看到这个神奇之物。
就如我说过，留声机有一些尚未灌录的滚筒。我很快找了一位街头表演的台基乐师，让他弹唱了一些当地流行的曲调，我则在剩下的滚筒上以土库曼语录制了一系列令人下饭的奇闻轶事。
然后我把两个额外的听筒连在机器上四个原有的听筒上──你们也许记得最早期的爱迪生留声机有听筒──然后把它带到市集上，在那里开张了我独树一帜的小摊子。
每个听筒我索价五戈比，你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如果我告诉你们我在市集期间，特别是在市集日，听筒一刻都不得闲。一天下来，我所累积的五戈比总数恐怕不亚于小镇上最大生意的利润。
然后我从克拉斯诺福斯克来到基吉－阿法特，在那里我曾数度受邀带着这台机器到邻村有钱的土库曼人家中表演。对于这些「应邀表演」我会获得一大笔赏金，有一次甚至还得到两条上好的台基地毯。
等我在此地也赚饱了钱，我就搭上火车，打算在阿什喀巴从事同样的生意，但是在火车上我遇到同社团的一个伙伴，我和她打了一个赌，因为如此，这场留声机的事业便到此为止。
我遇到的这位同道，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薇德薇兹卡雅女士，她总是喜欢女扮男装。她曾经参与我们所有深入亚洲、非洲，甚至澳洲和邻近诸岛的危险远征。
她也参与了即将展开的远征，而因为还有有几个月的空闲，就决定从华沙前往安哲江去探望她的姊姊，后者嫁给波斯南斯基某磁砖工厂的一位业务代表。她计划在那里休息一阵，直到我们于恰尔曹集合为止。
一路上我们聊了很多，其中我提到自己最近的企业。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引起一场争执，但是结果是我们下了一把赌注，我将在极为严格的条件下，在某一个特定日期之前赚到某某数量的钱。
薇德薇兹卡雅对这笔赌金如此慎重其事，不但决定留在我身边，看看我如何实现诺言，甚至还愿意帮助我。因此，与其前往安哲江，她和我在阿什喀巴一起下了火车。
我必须承认，要实现这个临时起意又复杂万分的任务，我实在深感兴趣，因此心中充斥着一把执拗的狂热，不管结果如何，都要将它付诸实现，甚至超越当初拟定的条件。
我还在火车上时，就草拟了一份计划，当场就展开第一步行动，拟出下列的广告词：
万能巡回工作铺将在贵宝地短暂停留
『快！快来下订单！把府上需要修理或改造的东西带过来。』
『我们修理缝纫机、打字机、脚踏车、留声机、八音盒；电气、摄影、医疗，以及其它各种器材；瓦斯灯和油灯、时钟、各种乐器──手风琴、吉他、小提琴、塔力琴等等。』
『我们修理锁以及各种武器。』
『我们修理、整治、修补、重漆各种家具，在店里或您府上都行。』
『我们修理直立式钢琴、平台式钢琴以及风琴。我们也会上漆及调音。』
『我们装设、修理电灯、电铃和电话。』
『我们修补雨伞。』
『我们修理儿童的玩具和洋娃娃，以及各种橡皮制品。』
『我们清洗并修补地毯、披肩、织锦画、毛皮等等。』
『我们为您除去各种污渍。』
『我们复原图画、瓷器以及各种古董。』
『本工作铺有一个设备良好的电镀间，可以从事镀金、镀银、镀镍、镀铜及金属氧化。』
『我们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为任何对象衬上白铁、为烤炉重新衬线并镀镍。』
『我们接受订制各种刺绣、十字绣、织锦绣、绒线织，并加缀珠子、羽毛、丝绒等等。』
『我们可以为您在木头、皮革或布料上打烙印。』
『我们接受订制各种石膏像，如小人像、家禽家畜及野生动物、水果，等等。我们也为死者制造石膏面。』
『我们接订单制作人造花，不管材质是面包、蜡、绒布或色纸；也会制作花环、花束、淑女帽，以及接待人员的胸花。』
『我们手写、印刷及设计名片、贺卡、周年卡和邀请卡。』
『我们接受订制衬裙和裙撑，也将旧的翻修成新的。』
『我们会制作巴黎最时新的淑女帽。』
『还有其它等等。』
一到阿什喀巴，我就找了一个住处，并向警察局取得印刷及散发广告的许可。第二天，我在城中心租了一个场地，设立我的工作铺；它有一个面向街道的大厅，以及两个位于后方的小房间；此外还有一个小后院和一个储藏小屋。
我买来大部份必要的工具，匆匆做了一个手制本生电池(Bunsen-battery)，并将一些旧的洗脸盆改装成电镀用的桶子，我就在铺子入口处挂起一个大招牌，在白布上以红字写着：
美国巡回工作铺
在此暂驻
制作、改造、修理各种对象
第二天，当广告印好之后，我在一位街童的帮助下，大量张贴在各处的墙壁上，其余的则亲手散发。好戏就在后头。
打从头一天开始，就有成排的阿什喀巴人带着他们的东西来修理。
老天！还有什么世间的东西他们没拿来修啊！
他们带来的东西当中，有很多我不但没见过，甚至没听过。真的，其中有一些最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例如，铗除白头发的器具、为樱桃除核制成果酱的机器、将硫酸铜磨碎以便洒在出汗部位的磨子、烫假发的特别熨斗等等。
为了更清楚描绘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必须告诉各位当地的生活情况，即使一点点也好。
这部份的海地区，以及土耳其斯坦与它接壤的部份，在数十年前才开始有外国人居住；新市镇逐渐在旧市镇的周边兴起。结果，这个地区的市镇几乎都由两部份组成：旧市镇，亦即亚洲市镇；以及它周边的新市镇，俄国市镇──各过各的生活，彼此并不相干。
这些新市镇的人口，是由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乔治亚人、波斯人以及其它人种构成，但大多是俄国人，他们大部份是政府官员，或是在这个地区退役的军人。
拜乡间丰富的天然资源，以及尚未被当代文明败坏的诚实本地人之赐，这些新来的人逐渐富裕起来。但是，由于那些出于偶然成为统治者的无知官员，此地独缺文化方面的影响力，所以这些人仍旧像他们尚未移民来此之前一样缺乏文化教养。因此，随着商业的兴盛，他们物质方面的财富与日俱增，但是人文素养与科技知识却无法发展。
正在四处迅速散播的欧洲文明，很难碰触这些地方人士，而他们透过报章杂志得知的一丁点信息，也由于新闻记者异想天开的夸大报导，而完全被扭曲。因为新闻从业人员──尤其是当时的俄国──连约略了解他们笔下事物的精髓，也十分无能。
这些新发迹的人，一如所有暴发户的天性，都模仿每一种『文化的』、『时髦的』玩意儿──在他们的例子中，亦即每样欧洲的东西。但由于他们仅从对这方面一无所知的人所编的俄国报章杂志吸收信息，所以，在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看来，他们活像演出一出既悲哀又可笑的滑稽剧。
所以，这些居民空有物质上的富裕，却没有半点基本文化素养，就好像小孩扮演文明人一样。
没有哪个地方比此处更紧紧追随时髦的玩意儿，每个人都觉得有责任保持样样皆新。此外，他们急切购买或邮购各式各样的新发明，以及每一种『有教养的绅士』应该拥有的生活用品──当然只是他们能从报纸广告找到的东西。
所有外国的生意人，特别是德国人，知道他们这项弱点，就把一大堆无用的机器或很容易坏掉、磨损的东西，抛售到这儿来。这出滑稽剧荒唐到这个地步：你甚至可以在本地广告中发现一种用来点燃普通火柴的特殊机器。
因为他们买来的机器，不是根本无用武之地，就是一启用就坏掉，而且当地又没有半家修理铺，所以家家户户都囤积了一大堆破铜烂铁。
为什么那儿有成堆的东西要修理，还有一个原因。那段时期的东方---特别是在俄属亚洲---有一种风俗：东西一旦获得，就永不割舍，也不卖掉，即使那东西已经不合用，或已坏掉；尤有甚者，如果有人要把他的物品卖掉，也不会有人买。此外，因为他们习惯保留某东西以纪念某人或某事，这种惯例更为强固。
所以，家家户户的阁楼和仓库里，都堆积着一大堆无用之物，有些甚至还是父亲传给儿子的。
于是，当他们一听说有这么一个什么都会修的工作铺，便把鬼才知道的东西统统搬来了，冀望那些长久以来弃置一旁的东西能够恢复原状、发挥作用；这些东西有祖父的扶手椅、祖母的眼镜、曾祖父的巴拉拉卡琴、曾祖母的手表、教父送的化妆礼盒、主教来访下榻时所睡的毯子、波斯的沙王(Shah)赠给父亲的星星勋章等等。
这些，我全都修好了。我没有一次拒收，或未曾修理就退件。
即使我必须花很多时间修理一件东西，而金钱的报酬根本不成正比，我还是会尽全力把它修好，只要那件东西对我而言是新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感兴趣的并不是金钱本身，而是不熟悉的工作所带来的困难。
除了坏掉的、真正无用的东西之外，他们还带来全新的、完全没有损坏的东西，只因为他们无知、缺乏最基本的科技知识，简而言之，只因他们愚笨。
在那个时代，最新的发明，像缝纫机、脚踏车、打字机等等，正以飞快的速度到处散播。人们热切订购、采买这些东西，但就如我说过，由于他们连最简单的科技知识都没有，地方上又没有修理綫或专家，只要买进来的东西出了一点差错，就会像废物一样被弃置一旁。
我会告诉你们一些特别的例子，显示他们这种天真无知；我承认我当时存心利用了一番，一点也没有良心不安。
我记得有一天，一个有钱的亚美尼亚胖子，在他女儿的陪伴下，满身是汗地拖了一部缝纫机来让我修理；那台缝纫机是他在尼日尼·诺弗哥罗得的市集买来给女儿作嫁妆的。
起初，这部缝纫机，如他所形容，是个宝物，再怎么夸它都不为过。它缝得那么平整、那么快速。但是，突然之间，依他的说法，它毫无道理地往后走针，令他万分焦急懊恼。
我把那缝纫机检查一遍，发现它的状况十分完好。
你们也许知道，在某些缝纫机上，控制缝线的横杆旁边，还有另一个横杆，用以改变布料导入的方向，当这个横杆被移动，布料导入的方向就改变了。显然是有人在不知不觉间动了那根横杆，布料不再往前推进，而是往后倒退。
我立刻看出，要把这机器修好，我只消将那横杆移回原位就好了，而这个，当时我立刻就可做到。但眼见我所对付的是个狡猾的老流氓，而且从对话得知他是个毛皮商人，我熟知这一型的人，十分确信他曾不止一次欺骗像孩子一样好骗的台基人或布哈拉人，于是我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我编了一个很曲折的长篇大论，描述他的缝纫机故障之处；我告诉他，要让这机器恢复正常运作，必须换掉好几个小齿轮；一边说着，我还一边用尽天底下所有的词汇，咒駡当时的混帐制造商。
长话短说，我敲了他十二卢布又二十五戈比，答应他在三天之内把机器修好；但是，当然啦，当他后脚还没踏出店门，我已经把那部机器修好，编好号码，跟其它已经修好的东西放在一块儿。
我还清楚记得，在另一个场合，一名军官走进工作铺，以一种威严的声音对我说：
『到本区的司令官办公室去，告诉职员长说，我命令他（顺带说一句：那个时期的俄国军官从不和人说话，除非下命令）让你看看打字机。你看过以后，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
然后他就走了，像来时那样大摇大摆。
他那随便又傲慢的语气令我吃了一惊，并且激怒了我。所以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一趟，主要是为了弄清楚这军官是怎样一种『鸟』，或许也可以在他头上另外放一支──我必须承认，那是我很喜欢作的事情，因为，在一副天真无辜的外表下，我知道如何把这种妄自尊大的人狠狠修理一番。
同一天我就去了那个办公室，向那里的职员长报明身份，并解释我来访的理由。我发现那天到我铺子里的就是这副官本人。
在一支香烟和一段痛快淋漓的办公室轶闻的催化之下，这位职员已经成为我的朋友；当我检查那三台打字机时，那多嘴的小子对我这样解释：这些机器最近才从圣彼得堡送过来，起初它们运作得很好，但很快地，一台坏掉了，接着又坏一台，然后另一台也坏了。都是同样的情况：色带停止转动。那名副官、军部司令以及其它人全都试着要把它们弄好，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都没有一个成功；过去三天来，办公室的档都得回头用手写。
当那位职员长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一边检查着打字机，心里已经知道毛病出在哪儿了。
你们之中一定有人记得，在从前某些打字机的结构中，色带卷轴是由一段发条带动的；那段发条位于打字机后方下面一个特别的盒子面；要扭紧发条，就要转动盒子本身。因为发条很长，而色带的转动很慢，所以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它才会松掉，但偶尔也要把它扭紧一下。
显然，打字机刚刚送来时，发条是扭紧的，但经过一段时间，它们需要再被扭紧。但因既无钥匙又无把手，那些没有人指引，连最基本的技术概念也没有的人，就很难发现如何扭紧色带的卷轴。
当然，我没对这些职员指出这一点，只是接受他们的邀请，一起吃了一顿饭。我吃过一些很棒的政府高丽菜汤和Kasha之后，就骑着我那台八百年前的脚踏车和残破的轮胎，打道回府。
那天晚上，那名副官回到我的工作铺，用同样傲慢的口气问道：『怎么样啊？我们崭新的打字机为什么不管用了，你搞清楚原因没有？』
早在这之前，我已经是演戏的老手。所以我装出真正演员称之为『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的表情，并从俄国各种科技制品中借用了许多特别而华丽的词，把那些打字机的构造赞美了一番，然后表示很可惜只有一个地方有问题，必须换掉，虽然更换那个零件的工作很复杂、很难做，却是绝对必要。至于修理费用，我估计几乎是那些机器本身的四分之一。
第二天，一整个分队的士兵在那位副官的带领之下，郑重其事地把那些完美无瑕的机器搬到我的工作铺。
我立刻接了过来，然后以一种很严肃的态度宣告说，这些机器至少需要十天才能修好。那名焦急万分的副官乞求我尽快赶工，因为办公室中的工作已几近停摆了。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终于同意晚上加班赶工，在两天之内先交回一台，但我要求他行行好，命令士兵把他们餐厅的残羹剩菜带给我新近买来、养在小院子里的三条乳猪。
两天之后，其中一台完美无瑕的机器『修好了』，我答应在那个星期终了前交出其它两台。
除了连声道谢和每台十八卢布的修复费之外，在我办鑔阿什喀巴的三个月之中，那些士兵每天都为我的乳猪带食物来，一直照顾它们，等到三个月期满，那些乳猪都已是成猪了。
当然，我向办公室的职员解释弹簧松了要如何扭紧，但是，我到底『修理』了什么，他们显然从来不曾窥其堂奥。
然后我又转移阵地，到梅孚开设修理铺，在那里待了两个月，从事同样的工作，而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好多次。
有一天，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那所学校的名字我记不得了──来请我修理物理实验所用的一台电学机器。
那是一台很普通的静电机，转动一些圆盘就会发出火花；不知何故，当时──甚至现在──每一所学校都认为有责任保有一台。有了这台机器，在他们所谓的物理课上，老师们就像主持一场神圣的祭典一般，高傲地指导着实验，而其实只不过是转动机器的圆盘，然后强迫孩子们一个一个去碰触莱顿电瓶的小小金属按钮。孩子们碰触电瓶按钮时的疼痛表情，总会引起哄堂大笑；那些卖弄学问的教师认为那『大有助于食物的消化』。这便是那种物理课的结局。
这位校长向圣彼得堡的一家德国公司订购了一台这种机器，收到时尚未组装。虽然他和其它教师，也就是他的同事，都根据指引来组装，然而他们试了又试，机器仍然冒不出火花，最后只好到我的工作铺来求助。
我立刻就看出来整部机器都完好无瑕，只是那两个构成机器主要部份的圆盘没有放在正确的相对位置，只要将轴上的螺帽转松，稍微动动其中一个圆盘就好了，而这一点我可以在一分钟内完事。但我要那位把不懂的东西教给别人的可敬学究，在所谓的机器修理期间到我店里四次，并付给我十卢布又七十舞戈比，作为莱顿电瓶充电的费用，而实际上那些电瓶根本不须充电。
在我开铺期间，像这样的案例几乎是家常便饭，天天发生。我总是与穷人妥协，却不认为从其它人的愚笨获利是一种罪恶，那些人只是因为偶然获得的职位就被视为地方上的知识分子，实则他们不配；在真正知识的尺度上，他们还比不上受他们统治的一般大众。
但是最令人称奇，也是最赚钱的例子，却是束腹的生意。
那一季在巴黎，束腹的样式突然起了大幅改变，时髦的仕女长久以来都穿高腰的束腹，现在突然开始改穿低腰的。
这一项最新流行的讯息已经透过流行杂志到达这个地区，但因路途遥远，最新款式的束腹还没有在当地发售；结果，很多女人都把她们的旧束腹带来给我，看看能不能改换成流行的式样。
由于这束腹的生意，我发现自己走上了『康庄大道』。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为了替一位犹太女人修短束腹，并为了她日渐发福的腰身加大腰围，而需要一些鲸鱼骨。经过长久的搜寻，仍无结果，有一家店跟其它店一样，没有鲸鱼骨存货，但店里的助理建议我去买一件完全过时的束腹，因为，毫无疑问，业者一定会以仅是鲸鱼骨的价格卖出去。
于是我直接前往束腹的业者那里，但当我跟他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又心生一计。我不只如原先构想，只跟他买一件，而是买下他店里所有的束腹──六十五件过时货，一件二十戈比，而不是一件四、五卢布的一般价码。然后我赶忙买下阿什喀巴所有店里的束腹，所付的价格甚至更低，因为每个人都乐意出清那些没有用的存货。
我并没有就此打住；第二天，我把雇用的两名男孩的父亲---一个老犹太人---打发出去，指示他在中亚铁路沿线的城镇买下所有的老式束腹，而我自己则拿着钳子和剪刀，开始制作时髦的束腹。
这工作容易得很：先用铅笔画出需要剪掉的部份；上半身要剪掉较多，下半身要剪的较少；然后，沿着这条线，用钳子把鲸鱼骨的两端铗断，用剪刀剪去布料。接着，跟我一起工作的女孩们，在薇德薇兹卡雅的指导下，把滚边的布条抽下来，剪到适当的尺寸，又缝回切短的束腹边缘。最后一道手续，就是把只剩一半长度的蕾丝边缝回去，于是，一件巴黎最新流行的迷人束腹便大功告成，待价而沽了──我们一天可以做出多达一百件。
最滑稽的结果是：店主们得知他们原有的老式紧身被我变了形，基于市场的迫切需求，又不得不从我这儿咬牙切齿地买回去，但现在可不是十或二十戈比，而是三个半卢布一件。
为了让你们对这件事的结果有个概念，我只消说，我买下了克拉斯诺福斯克、阿什喀巴、梅孚、恰尔曹、巴哈拉、撒玛坎以及塔什干各城的所有束腹，然后又全数卖出去，数量超过六千件。
我的企业赚到了与规模不成比例的利润，这并不仅仅因为当地所谓『杂色』居民的幼稚和无知，也不仅因为我对于各种情况都有丰富、机敏的适应力，而主要是因为我对那种每个人都有，而我也不例外的弱点，抱持毫不留情的态度；那种弱点，因为一再重复，会在人身上形成所谓的懒惰。
有一点值得一提：在那段期间，我的生理机能发生了改变，无法以一般的科学观点解释，而且在我往后的生命中不只一次地发生。这种改变在于调节能量摄入与释出的节奏，使我能够连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睡得极少，然而活动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平常更具张力。
这种状态上一次发生的时候，我非常感兴趣；认为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很久以前在我心中升起的问题，那些问题从那时起就一直是我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在我将本机构的基本计划相关事宜安排妥当，而有时间投注在我个人的兴趣之后，我甚至打算第一步就尝试解答这个问题。
这个在我生物体一般运作下很难理解的现象，在我下面描述的这段期间，却有可能看得一清二楚。
整个白天，一个比一个多嘴的顾客川流不息，带着他们的破铜烂铁来让我修理，或来取已经修好的东西，所以我白天大部份的时间都花在接受订单和归还对象上面。在没有顾客的空档时，即使我十万火急，也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购买新零件，以及必须不断增添的各种材料。所以修理工作就必须留到晚间来作。
在整个开铺期间，我必须以这种方式分割时间：白天留给顾客，整个晚上则用来工作。
我得说，我的工作受到薇德薇兹卡雅的大力帮忙；她很快就成为修理雨伞、修改束腹和女帽的专家，尤其擅长制作人造花。我一开始便雇用的那两个男孩，也就是那位老犹太人的儿子，也帮了很多忙：大的那个负责清洁、备妥要电镀的金属物件，并负责事后的打光；小的那个负责锻铁炉的升火，并保持风箱的运作不息。到了后期，我还得力于六位少女的帮忙。她们都来自本地的长老家庭；她们的父母亲希望她们接受『完整的教育』，便送她们来我的万能工作铺，希望她们的针线功夫能臻于完美。
即使在初期，当铺子里只有四个人的时候，我们完成的工作量就已经多到让人以为，那扇通往后面房间的门后，至少藏着好几打的专业工匠；那扇门上当然有一个『严禁外人进入』的标示。
那个工作铺在阿什喀巴开了三个半月；在那段期间当中，我赚进五万卢布。你们知道这么一笔钱的价值多少吗？
为了做比较，你们必须知道，那个时期的俄国公务员平均月薪是三十三卢布又三十三戈比。那笔钱不仅用来养活公务员一个人，还要养家，甚至包括一大群小孩。比较高阶的官员，月薪则从四十五至五十卢布不等。那已经被认为是一大笔钱，年轻人无不梦想能有这样的收入。
当时肉类一磅值六戈比，面包两、三戈比，上等葡萄两戈比，而一卢布相当于一百个戈比。
五万卢布──那可是被视为一大笔财富的！
在工作铺存在期间，我有很多机会转到别种事业去赚更多钱，但因为我当初跟人打赌的条件是，仅以手工和与它相关的小交易赚钱，所以我一次也不曾向那种诱惑屈服。
我还在阿什喀巴的时候就赢了那场赌博，所赚到的钱超过当初承诺要赚到的四倍有余；然而，正如我曾说过的，我决定到另一个城镇去从事同样的工作。
几乎每样东西都出清一空，薇德薇兹卡雅去了她姊姊家，而我准备好在三天后前往梅孚。
我想我告诉你们的这些事情，已经足以你们了解，我希望藉这个故事让你们清楚的一些概念，那就是：你们美国人心目中的好汉的心理特征，你们称之为商业脑筋者，生活在其它大陆上的人也是有的，甚至还更发达，而且还拥有一些你们没有的脑筋。但是为了把这一点描绘得更清楚，使你们对我在那段日子的活动有一个更完整的图像，我要告诉你们在我离开阿什喀巴之前，所玩的另一个商业把戏。
就在我的修理铺开张之后，我宣告我将收购一切东西。我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赖此寻找修理东西时需要的零件，因为开铺不久之后我就从店里以及市集里买光对我有用的东西；其次，我希望能在带进我店里的旧东西，或有人提议我到府检视的东西里面，碰到什么稀奇的宝贝，而这事经常发生。
总而言之，我也是个古董商人。
在我出发前几天，我在市集碰见一位以前在提弗里斯认识的乔治亚人──他在提弗里斯的高加索火车站经营自助餐厅。现在他是军需品的承包商，所以他提议卖给我几张他多出来的旧铁床。
那天晚上我就到他家去；我们走入地下室看那些床，但那儿有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使得我几乎无法待在那儿。我匆匆将床检查一遍，就尽快逃了出来，到了街上，我们才开始谈价钱。于是我得知，地下室里的臭味来自储存在那儿的鲱鱼，一共有二十个琵琶桶，那是他从阿斯特拉坎买来供应本地军官伙食团的。当最初的两桶送过去打开时，对方发现里面的鲱鱼已经坏掉，就退了回来。这位乔治亚人怕坏了名声，不想把那些鱼卖到其它地方去，所以就带回来，暂时放在地窖里，然后几乎忘了它们的存在。直到现在，三个月过去了，他的整个房子都弥漫着恶臭，他才下定决心要尽快把那些东西处理掉。
令他懊恼的，不仅是他为那些鱼赔了钱，更有甚者，他还必须花钱把它们运到垃圾场，否则卫生委员会听到这件事情，将会来开罚单。
当他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我就开始动脑筋──这是我在那段期间养成的习惯。我问自己：是否可能借着某种组合，从这当中获利？
我开始盘算：
『他有二十个琵琶桶的烂鲱鱼要扔。但那些琵琶桶本身每个至少值一卢布。如果我能不花钱就把里面的鲱鱼倒掉该有多好！否则，光是把它们载走，所花的费用就将几乎等于它们本身的价值……』
突然，我心中一亮：鲱鱼──特别是腐烂的──可以作为很好的肥料哪。于是我想到，一个园丁为了免费得到这么好的肥料，一定会同意载走这些琵琶桶，把它们倒空、睲洗，再送到我的修理铺来。把它们熏一熏，立刻就可以脱售，因为琵琶桶当时需求量大得很，我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赚进二十卢布。没有人会受到损失，甚至那个在商品上赔钱的乔治亚人，现在也至少可以省下运费。
主意打定之后，我就对那乔治亚人说：『如果你给这些床降点价，我就安排载走这些琵琶桶，不花你任何费用。』
他同意了，我就答应在第二天早晨运走这些传染病源。
我付了床的钱，把它们载到我的板车，并顺便载走一桶尚未打开的鲱鱼，打算给一个园丁瞧瞧。回到工作铺之后，我们将所有的东西都卸到储藏室里。
就在那时，在我铺子里帮工的两个男孩的父亲──那个老犹太人，来到我的铺子：他通常在傍晚会过来跟儿子们聊聊天，甚至帮他们做点事情。
我在小院子坐下来抽根烟，突然心生一念：拿那些鲱鱼来喂猪看看怎么样，或许它们肯吃呢！我没向那老人解释什么，就请他帮我打开那个琵琶桶。
琵琶桶的盖子一打开，那个老犹太人就弯下身子去吸那臭味，脸上立刻有了光彩，并叫道：
『这就是我所谓的鲱鱼哟！像这样的鲱鱼我很久没见到了，的的确确，打从我来到这他妈的国家之后，就没见过！』
我感到困惑不解。我大部份的时间都住在不吃鲱鱼的亚洲，即使曾经碰巧吃过，也说不上怎样的鲱鱼算是好的，怎样又是差的。对我而言，它们全都有着同样的恶臭。所以我应该认为这位老犹太坚决的声明有些可信，更何况他以前曾在俄国的罗斯托夫镇上开过肉铺，也兼卖鱼。
然而，我还不完全信服，便问他会不会弄错，他却显出被深深冒犯的样子，回答道：
『你说什么？这些是真正的、一等一的、这样那样…的鲱鱼呀！』我不记得他叫它们什么来着。
我还存着若干疑虑，便告诉他，我恰巧买到一整批这种鲱鱼，而如果货物一打开就卖出一些，是个好兆头，预兆整批货都会卖得很好。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立刻行动，不要等到明天，至少卖个几条。我请他立刻就卖。
如此一来，我就可以知道老人所说是真是假，然后可以据此行动。
在我的修理铺附近住着很多犹太人，大份都是生意人。因为已是傍晚，大部份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但恰恰在修理铺对面，住着一位叫做佛雷德曼的钟表师傅。他是第一个被找上门的，立刻就买了一整打，十五戈比一对，没讲价。
第二个买主，是街角的药房主人，他立刻就买了五十条。从那些买者欢喜的声调，我知道那老头是对的。第二天早晨天刚亮，我就雇了板车，把所有琵琶桶带来，除了那两桶已经开过的──它们真的烂得可以了，恶臭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我立刻把它们送到垃圾场。
剩下的十八桶鲱鱼则不仅是好的，而且还是顶级品。
显然，军官伙食团的采买，以及那位出身提弗里斯，当地并不吃鲱鱼的乔治亚商人，都不比我了解鲱鱼，也就是一无所知。他们从它那股特殊的味道判断它们已经坏掉了。因此，那乔治亚人只好自认倒霉赔钱了事。
在那位老犹太的帮助之下，三天内，所有的鲱鱼都卖光了，有的批发，有的零售。我付给他每条半戈比的佣金，他高兴得不得了。
等到这时，我已经出清了所有的事物。在离开的前夕，我邀了那位乔治亚人，以及其它多位我认识的人，来吃我的告别晚餐。席间，我谈到我从这宗买卖得到多少好处，我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拿出钱来，提议和他分享这笔利润。但这位乔治亚人坚守高加索地区和海地区老一辈居民的买卖原则，拒绝接受我的钱。他说，当他把货物让给我的时候，他确信它们已经毫无价值，如果后来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那么，是我走运，他倒霉，因此，他认为利用我的好心并不公平。不仅如此，第二天，当我启程前往梅孚时，我还在马车里发现了那位乔治亚人相赠一个羊皮袋的酒。
在我这个特别工作铺的插曲结束之后，许多年来我在为实现人生基本目标不断作准备的同时，也必须常常从事各种事业来赚钱。
虽然我在那些年中遭遇的多次冒险行动，和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件，不论从心理学或实际的观点来看，你们都会很感兴趣，但是我不想偏离今晚提到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不会多谈，况且我有意写一整本书来敍述我生命中的那几年，以及其它类似的阶段。
我只会说，当我为自己设定赚取一定资金的目标时，我已经在这方面获得了很多经验和自信。因此，当我为了这个目的全力投入赚钱时，虽然我对人类这方面的求生之道从来不感兴趣，所获致的成果或许连你们美国的金元事业专家都感到嫉妒。
我从事的企业五花八门，有时候生意做得很大。例如，我承包私人以及政府的铁、公路建设；我开了多家商店、餐厅和电影院，并在经营很好的时候把它们卖掉；我组织各式各样的农村事业，以及从几个国家──主要是喀什葛尔──把牛支赶往俄国；我参与油井挖掘和捕鱼事业；有时候我同时从事几项事业。但我最喜爱的事业却是地毯和各类古董的买卖，因为它不需要我投入特定的时间，也不需要任何固定的地方或住 所，但却比什么都有赚头。
最后，在经过四、五年可以说是狂烧似的活动之后，我卖掉所有的事业，在一九一三年底前往莫斯科，将我一直奉为神圣的任务付诸实践。那时，我已积聚了一百万卢布，并拥有两套无价的收藏品，其一，是稀世的古老地毯，其二，是中国景泰蓝的瓷器。
那时看起来，我拥有了这么一笔资金，好像可以不必再去为钱的问题伤神，而大可以实现那些已在我意识中成型的理想，以此建立我的机构。那就是：在我周遭设立各种情境，使身在其中的人，在他的『良知』和『出于本性的自动化行为表现』之间出现不可避免的摩擦，从而不断被提醒他存在的意义和目的。
那大约是世界大战前一年的事。
在莫斯科，以及稍后在圣彼得堡，我安排了一系列演讲，吸引许多知识分子和科学界人士；对我的想法有兴趣的人很快增加。
我遵照原先的整体计划，开始着手创立我的机构。
一点一滴的，我开始准备这个计划所需的一切事物。所做的事情当中，包括买了一处房地产、从几个欧洲国家订购俄国买不到的东西，又买了一些仪器和其它必需设备。我甚至开始安排出版自己的报纸。
就在紧锣密鼓筹备时，战争爆发了，于是我必须暂停一切，但心中还是盼望能在政治比较安定的时候重新开始。
到了此时，我所积攒的钱已经有一半花在预备性的组织上面。
战争愈打愈烈，既然早日和平的希望愈来愈渺茫，我只好离开莫斯科，到高加索等待战争结束。
尽管政治事件充塞每个人的心，但对我的工作有兴趣的人却在社会某些圈圈持续增加。对我的观念真正有兴趣的人开始聚集在埃森突基，亦即我当时的居住地。他们不只是来自邻近地区，还有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来的，而且渐渐地，情势迫使我就地组成一个组织，而不等待回到莫斯科。
但是很快的，情势逆转，在当地不但无法工作，甚至连生存都有问题，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的情况会是如何。
我们所居住的矿泉地成了内战的中心点；我们发现自己名副其实受到两边战火『夹攻』。
各城镇在短期内数易其帜：一天落在布尔什维克手中，第二天转到哥萨克人手中，而后天则落到白军或是某个刚刚成立的党手中。
有时候一早起床，我们搞不清楚那一天我们受哪个政府统治，等到上了街，才知道该采取什么政治态度。
对我个人而言，我在俄国的一切经历中，那是一段最令人神经紧绷的时期。
最令我焦虑的是我的二十来位学生──如他们开始自称者──的境况，因为他们正届临当兵的年龄。每天都有年轻人，甚至中年人，被征召入伍：今天是布尔什维克来要人，第二天是白军，再过一天则是其它党派。
这种持续不断的紧张终于变得忍无可忍。不管代价如何，一定得找个办法才行。
一天晚上，枪声来得比往常密集，同伴们焦虑的对话从隔壁房间传到我耳中，于是我开始严肃地思考起来。
当我苦思脱困的办法时，忽然联想到睿智的拿瑟汀大师的一句话：『在每一个生命情境中，都要致力把有用和愉快的部分结合起来。』
在此我应该提及：多年以来，我一直对一个考古上的问题很感兴趣；为了澄清某些细节，我需要尽可能发现一些关于『杜耳门』石柱的遗迹位置及形式的安排──杜耳门石柱打从远古时代即已存在，今天，几乎每一块大陆的某些特定地点，都可以找到它们。
我掌握确切的资料，知道这些石柱能在高加索的许多地方找到，甚至知道其中一些的大略位置，如同公定科学所指出。虽然我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对这些地点作有系统的探勘，但是，在我穿越高加索和大高加索地区山间的频繁旅行中，我从不放弃在最不妨碍我基本目标的情况下，跑去找它们。
我自己发现的结果清楚告诉我：在黑海东岸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特别是在一些我尚未走过的隘道附近，可以找到某一型我非常感兴趣的杜耳门石柱，有的孤单挺立，有的聚在一起。
所以，当我发现自己与外界隔绝，而我的活动也因外在情势必须停摆的时候，便决定利用这段我能支配的时间，到那些高加索地区去作一趟特别的远征，以便探索这些石柱。同时把我自己以及投靠我的人，带到一个安全的境地。
第二天一早，我打点好所有的资源。靠着几个或多或少有点自觉，或根本不知所以就投到我门下，并与当时各路的当权者有某种关系的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开始设法取得组队前往高加索作科学性远征的官方许可。
成功弄到这项许可之后，我就透过各种方法取得这一类旅程所需的物品。然后我挑了一些学生，主要是在矿泉地最有危险的那些年轻人。我为其它留下来的人做好准备之后，我们就分成两路人马出发，约好在一个地方会合。
这个科学远征队的第一分队由十二人组成，从皮亚提果斯克出发；而第二分队由二十一人组成，从埃森突基出发，我也在其中。官方看起来，这两个队伍彼此独立，并没有相通之处。
如果不甚清楚当时这个国家的一般状况，一个人必须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才能稍加想象在当时，组织一个科学远征队，尤其是官方性质的，是什么情况。
从埃森突基出发，我打算先穿过有人居住的行政区，来到距离度阿普斯(Tuapse)不远的英杜尔山(Mount Indur)，然后再从那儿开始往东南方搜寻，沿着距离黑海二十五至六十哩距离的路线行进。为了第一部份的旅程，我克服极大的困难，向那时当权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弄到两节铁路货车。我作这件事的时候，因为军队不断移动，连一个没有行李的人都很难想象能够搭火车旅行。
等我们把二十一个人、两匹马、两头骡子，以及三辆二轮板车统统挤进那两节车厢里面，更别提为远征所购买的大量设备，像帐棚、粮食，以及各种仪器和武器等等，我们就开拔了。
我们以这种方式跋涉到了麦科普(Maikop)。但是因为该城外的铁路枕木几乎都在前一天被一群刚刚成立、自称「绿党」的叛军破坏一空，我们的远征队只好以双腿或板车继续前进，而且不是朝着我原先打算的度阿普斯，而是前往通称的白河道口(White River Pass)。
为了要到达没有人烟的地域，我们必须先穿过有人居住的行政区，并穿越布尔什维克和白军的边线不下五次。
每当我回想起那些言语难以形容的困难时，即便是现在，当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的记忆，我心中还是会因为当时成功克服了困难，而升起一股真正的满足之感。的确，好像在那整段期间当中，奇迹曾降临在我们身上。
到处弥漫的狂热和敌对团体间的仇恨，紧紧攫获我们周遭所有的人，却一点也没碰触到我们：可以说，我和同伴们是在超自然的保护之下行进的。
正因为我们对每一方的态度都不偏不倚，好似我们不属于这世界一般，所以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认为我们完全中立，而事实上我们也是如此。
人们像是被激怒的野兽一般，随时准备为了最微小的一块战利品将对方撕粉碎，我却在那片混乱之中，大摇大摆，无所畏惧地进进出出，既未隐瞒什么，也不曾使用任何借口。尽管以『强制征用』之名进行的抢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我们却不曾被谁拿走什么，甚至连那两木桶的酒都安然无恙──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它们本应是各方觊觎的对象。
现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股正义感自我心中升起，这股正义感是出自于我对那些受制这些事件的人心状态的了解；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向那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白军的志愿兵──或许他们大部份都已不在人世──说几句话表示感激。他们对于我的活动所抱持的善意态度，即使是不自觉、纯粹出于本能，还是促成了我这番危险事业的幸运完成。
而且的确，如果我确实从货真价实的地狱成功逃脱至安全之境，那并不是由于我发展完善的判断力，也不是由于我善于玩弄处在那一种精神不正常状态下的人心弱点。在各种事件接连发生的情况下，即使日夜保持最警戒的精神状态，我也不可能预见所有的意外之事，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以我之见，我们之所以能够安然脱身，是因为那些遍布我们周围的人，虽然心理状态中连最后一丁点儿的理性都消失了，但是他们的心中，尚保有一些人类与生俱来、客观判断善恶的本能。在我的活动中，他们本能地感觉到神圣动力的活胚，也感觉到光是它就能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因此，他们尽其所能帮助我完成在战争之前就已开始的一番功业。
不管是跟布尔什维克党或是白军打交道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找不到一条出路。
在这里，我顺便补充一点：如果将来某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趋于正常，而且万一有专家要研究类似于俄国当时发生的事件，那么，我所保有的各种档──两个敌对的政府为了保护我的利益和财物而签发给我的公文──对于有心研究这种集体精神错乱期间所能发生的异常事件，将是很具参考价值的证物。
例如，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档中，有一张纸的正面这么写道：
运送人，公民葛吉夫，有权携带一枝连发左轮手枪──口径______，号码________
签署及用印认证：
军人与工人代表：秘书：达洛夫斯基鲁克哈齐
签发地：埃森突基
签发日：
这张纸的背面这么写着：兹授权某葛吉夫氏携带一支连发左轮手枪，号码详本文件背面
签署及用印认证：丹尼肯将军
赫门将军代
参谋长：戴维奥维奇·那辛斯基将军
签发于：麦科普
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