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奇人相遇
第十章 物质的问题(二)
经过无比的努力，克服了无数意外的障碍，我们穿过一些被铁蹄踏过的哥萨克村庄，终于到达库米西基(Kumichki)，也就是进入高加索山的野地之前，最后一个有人烟的地方。从这里再过去，就没有可以通行的路了。
到了库米西基，我们赶忙去采办仍然买得到的供应品，将板车弃置一旁，让它们听天由命，然后把我们大部份的东西载到马匹和骡子背上，我们则背起其余的东西，开始攀上那永恒的山岳。
越过第一个山隘之后，我们终于能自由呼吸了，心中觉得最大的危险已经过去；但是，这趟旅程真正的困难从此处才开始！
从库米西基越过白河道口到索奇(Sochi)，这一段跨越高加索山脉野地的远征之旅，为时大约两个月，其间充满奇异、甚至古怪的遭遇──关于这一点，我不会在此多说，因为，根据我得知的消息，我们这一段『从地狱中央到地狱边缘』，穿越那几乎不能穿越的荒山野地的逃难之旅，以及我们对杜耳门石柱的成功探勘，和这地区可见及不可见的财宝，已经有人敍述，无疑很快就会出版。其写作者是这趟远征之旅的某一位成员；他随后返回俄国，现在已经和外界隔绝音讯。
在这趟旅程中，我周围的伙伴出乎意料之外，恰巧属于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教育背景，这对于我们远征的目的再适合不过，他们都有效地帮我解决了杜耳门石柱的问题。他们当中有优秀的技术人员，以及科学各分支的专家──包括采矿以及其它工程师，还有考古学、天文学、动物学、医药以及其它知识领域的专家。
对于这段旅程的全部印象，我将只再加上一点：库米西基和索奇之间的山脉，绝美非凡，特别是从隘口到海边那一段，它的确当得起那个响亮的称号：『人间仙境』，这是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封给高加索其它地区的。
虽然这些区域很适合作为农业区以及矿泉疗养地，而且距离人口聚集之处不远，然而，尽管人们对这一类土地需求日殷，不知何故，它们仍然停留在无人居住、未经开发的状态。
早先有切克斯人(Cherkesses)居住在这儿，但是他们在四、五十年前移居土耳其去了。从那以后，这些土地就被弃置，再也没有人迹。
一路上，我们有时会经过曾经开发得很好的土地，以及很棒的果园；它们虽然过度蔓延，野放多时，仍然长出足以喂饱上千人的水果。
大约两个月过去了，我们精疲力竭，给养品也几乎耗尽，终于到达位于黑海滨的索奇。
因为某些探险队队员在那堪称『各各他之路』的旅程上经不起环境的历练，而表现出不配于我们崇高目标的特质，因此我决定在这里与他们分道扬镳，与其它人继续前进。现在我们循着正规的道路前往提弗里斯；以一段无法无天的时期看来，这地方在乔治亚民族主义的孟什维克民主党统治下，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秩序。
打从我在莫斯科开始组织机构，以迄我们到达提弗里斯，四年过去了。跟着时间消逝的，还有金钱，而且消失得更快，因为在这段期间尾声，钱不仅花在机构的工作本身，还花在我最初不曾盘算到的其它方面。
麻烦在于：俄国的这些灾难、大动乱、世界大战和内战，已经把人震出了原来的常轨，每件事物都搅和在一起，上下颠倒，昨日拥有财富和保障的人，今天情势一转，变成一穷二白。抛弃一切来追随我的观念的人当中，有许多人都有这番遭遇；在这段期间，他们经由诚恳、认真，以及相应的行为表现，已然成为我的至亲；所以，我现在必须为将近二百人提供谋生之道。
在这方面，我的困难还因一项事实而变得更复杂，那就是：我许多亲戚的境况比别人还糟，我不但必须在金钱上支持他们，还得为他们及他们的家人提供栖身之所，因为他们大多数住在大高加索地区，而那些地区已经被内战和土耳其人彻底蹂躏、洗劫过了。
为了让你们描摩当时的一般惨状，我将敍述一段亲眼目睹的景象。
那时我还在埃森突基，相对于其它地方，当地的生活还算平静。
当时我维持着两个『团体住宅』，其中包括我的亲戚，以及追随我的观念的人；这两个团体，一个在埃森突基，有八十五人；另一个在皮亚提果斯克，有六十人。
已经很高昂的生活费还在每日上涨，即使手上还有一大笔钱，也很难牟取两个住宿区所需的食物了，而我仅能勉强餬口。
一个下雨的早晨，当我坐在窗边看着外面，思考如何去张罗这个、那个时，忽然看见两辆看起来很奇怪的交通工具，直驱我的门前，然后，好几个鬼魅般的形体从那两辆交通工具中走出来。
起初我甚至不能确定那是什么，但是当我纷乱的思虑稍稍安静下来，我才逐渐明白：这些都是人，或更正确地说，是人的骨架，只有他们火焰般燃烧的眼睛还是活的；他们衣衫褴褛，赤脚上满是旧痕和新伤。算一算总共有二十八人，其中有十一个一到九岁的小孩。
原来，这些都是我的亲戚，其中包括我的亲姊姊，和她的六个孩子。
他们一向住在亚历山卓普；那地方在两个月前受到土耳其人攻击。因为事前的邮政和电信服务都已瘫痪，城镇之间彼此无法通讯，亚历山卓普的居民直到土耳其人军临城外三哩时，才知道此一攻击行动。这个消息引起言语难以形容的恐慌。
你们只要在心中描摩一下当人们疲倦至极，又紧张到无以复加时，是什么感觉──他们知道，敌军比他们自己的军队强壮，而且配备更为精良，他们终将捣入城中，而且将进行毫不怜悯、无一幸免的大屠杀；他们知道敌人不只会杀掉男人，还会杀女人老人和小孩，就如那里的情况一样。
因此，我的亲戚就像其它人一样，直到土耳其人进城前一个小时才得知消息，他们慌张起来，拔腿就跑，不曾稍作逗留，也不曾为自己带点东西。
他们不知所措地四散奔逃，起初甚至跑错方向。只有等到跑得太累，无法再往前时，他们才回过神来，明白自己犯了大错，然后改往提弗里斯的方向跑。
在二十个漫长、痛苦的日子当中，他们徒步穿越那几乎不可能越过的山区，有时候甚至手脚并用，挨饿受冻，终于到达了提弗里斯，但已不成人形。
他们在那里得知我正住在埃森突基，而且通讯已经恢复，便设法请当地的朋友帮助，租了两部有篷板车，沿着所谓的乔治亚军事道路勉强前进，终于来到我的门前，正如我方才所说，样子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想想这种情况吧！一个人见到这幅情景，尽管自己处在极度的困难中，仍然认为自己是、而事实上也是，唯一能够安置他们，衣暖他们、照顾他们，简而言之，帮助他们再度站起来的人。
当我带着一大群人到达提弗里斯，所有这些意外的开销，以及探险的费用和留给矿泉地伙伴的钱，已经花光了我的存款。不只是现金已经用磬，就连我和妻子拥有的贵重物品也都典当一空──那些东西，在我们频繁的迁移中，本来一直都能随身携带。
至于我收集多年的贵重物品，尽管有一些在俄国动乱初起的时候，已经由我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学生为我处理掉，他们其后也把家眷带到埃森突基，待在我身边；至于其它的宝物，包括我提过的两套珍藏品，一些在彼得格勒，一些在莫斯科，都已经下落不明。
我到达提弗里斯的第二天，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必须乞求身旁某人的太太借我，或干脆给我，她的最后一枚戒指──那枚戒指上面有一颗约一又四分之一克拉的钻石。我立刻将它卖了，那天晚上每个人都有得吃。
因为我在穿越高加索山区时生了病，事情更加困难──在高加索山区，人必须捱受日夜之间的巨大温差。我的情况愈来愈糟，因为我不能躺在床上，而必须带着华氏一百零四度的高烧，在城中奔走，无论如何要找个法子脱离困境。
我观察研究本地生意的各种机会，而看出尽管整个高加索地区都经济萧条，但是新、旧东方地毯的买卖仍然很热络，于是我立刻决定投入这个行业。
我从跟随者之中挑出几位适当人选，以及我曾经在提弗里斯长住的亲戚，教他们如何帮我的忙。很快地，我就组织了一个很象样的企业。
我的助手当中，有一些在提弗里斯和綟近城镇搜购各种地毯，第二组人马负责清洗，第三组人手则负责修补。然后我们把那些地毯分类，有些零卖，其它的则批发出去──有的卖到本地市场，有的出口到君士坦丁堡。
等到第三个星期，这个地毯企业赚到的钱不仅足够供大家生活，还绰绰有余。眼看这些利润，以及这一行显然很繁荣的前景，我心生一念：暂且就在此地设立我的机构吧！不要等到和平来临时再回莫斯科了。更何况我一直想要在提弗里斯建立一个分支机构。
因此，我一面继续地毯生意，一面着手组织我的机构；但很快我发觉，在当时提弗里斯的房荒中，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要为我的目的觅得一个适当的场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就去找乔治亚政府协助。
乔治亚政府妥协了，它指派提弗里斯市长协助我寻找一处建筑，能『符合这一个对大众深具意义的重要组织所需』，并让我全权处置。市长本人，以及好几位对我的工作有兴趣的市府委员，的确都非常热心帮我设法，但尽管他们满怀善意，还是找不到任何适当的建筑物，于是他们提供给我一些暂时的处所，并答应很快会改成一个永久性、设备也较好的地方。
于是，我第三度组织我的机构；一开始，同样免不了张罗必要的家具和设备。
在这里，许多提弗里斯的居民有感于生活情境的改变，都觉得有必要转向其它的价值追求。结果，在我的机构开幕后一周内，在这栋暂时借用的房子里，所开的课程就全部额满，我打算等我们有一个较大的建筑物时再开的课程，候补名单上也已经有两、三倍的人数。
就在这些各方面都不适当的暂时场地中、极富度考验的条件之下，『工作自己』开锣了。我把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在早晨、下午和晚间，甚至深夜安排工作时间，如此持续了几个月的研究。
但政府一周接着一周拖延给屋的允诺。在这些条件不足的场地中，工作变得愈来愈不可能。当布尔什维克党进军乔治亚，日常生活日益艰难，乔治亚政府本身也摇摇欲坠。我终于放弃浪费时间和精力跟我周遭的环境奋斗。我决定不仅变卖提弗里斯的一切，还要断绝当时把我牵绊在俄国的一切事物，移民出境，在另一个国家开办我的机构。
我以极低的价钱卖掉我为提弗里斯机构买进的一切，并为留在后头的人作了最好的准备，然后带了三十个人，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往君士坦丁堡出发了。
当我从提弗里斯出发的时候，地毯的买卖已经为我赚进了一大笔财富。根据我盘算，即使为留在后头的人作好准备，并扣除旅行的花费后，还有足够的钱让我们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老天，我们没把乔治亚人算进去！拜他们所赐，我们根本不能使用赚到的钱──那些名副其实的血汗钱！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本地的货币在乔治亚以外的国家没有价值，没有地方可以兑换，所以要到外国的人随身带的是钻石或小幅的地毯，而不是现金。同样的，我也决定不带钱，而带了几颗宝石，和二十张珍贵的地毯。完成官方规定的所有出口手续之后，我就把它们交给同行的人分别携带。
然而在离开巴坦(Batum)的时候，那所谓的『乔治亚特别分遣队』以模棱两可的命令，非法征收了我分给同苦修者携带的地毯，宣称那只是暂时的。后来在君士坦丁堡，当我们采取行动要讨回地毯的时候，巴坦已经被布尔什维克占领，那个混涨的分遣队和它的头头都已经鸟兽散，当然，地毯也没了。二十张地毯中，只有两张被救了出来，它们是由芬兰领事以外交托包方式交与机构里的一名芬兰成员。
所以，我在君士坦丁堡的情况，几乎如同我刚到提弗里斯时一样。
我手边只有两粒小小的宝石，和那两张地毯。即使这些东西卖到好价钱，也不够支持这么一大群人度过多久时间，特别是因为我们都需要衣服。我们在提弗里斯的时候，没有衣服可买，到了这个都市，因为人们的生活多少比较正常，就不可能穿着一身破烂出门了。
但幸运与我同在！我立刻碰上几桩赚钱的买卖。
其中一桩是跟从一个老友兼同乡买进大批鱼子酱再转售出去；此外，我参与了某一艘船的出售。于是我的经济情况再度好转。
还在提弗里斯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放弃再于俄国为我的机构建立永久中心，但当时我对欧洲的生活条件了解得还不够，因此未能确实规画机构的设立地点。如今我把整个情况考虑一遍，觉得德国对我的目的而言，似乎是个适当的地点，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适中，而关于它的文化水准我也听说了很多。
但是，既然因为那永恒的金钱问题，而得滞留在君士坦丁堡──这对于没有一个美国叔叔的人都是痛苦的问题──我必须在当地多待几个月，多做点生意，赚够了才能往前走。同时，也因为陪我同来的那些人应该继续所谓的『工作』，我就在君士坦丁堡的欧洲人聚居区培拉，租下我能找到的最大场地。趁着经商的空档，我就指导那在提弗里斯即已开始的动作课程，并在每个星期六安排公开示范，让学生们习惯于表演，不会在陌生人面前感到局促不安。
当地的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成群结队来看这些示范表演；他们对这些动作和我特别为其谱写的音乐，以及我的学生为来日德国设立机构所进行的各种准备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愈来愈多的参访者要求获准加入。同时，欧洲大局的不稳定，也威胁着我的计划，因为政府之间互不信任，使得外国签证的取得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外汇汇兑的波动也愈来愈厉害。
因此我决定在君士坦丁堡扩大活动范围，作法是：组织公开演说，从各方面阐明我的基本观念，并为人类表现的三方面开辟研习课程，也就是运动、音乐和绘画，这是就它们与客观科学的关系所考量。
因此，我再度一头栽入狂热的活动，以所有可能的手段赚钱，在君士坦丁堡当地，也在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卡第魁(Kadikoy)；为了到卡第魁去，我几乎每天都乘船渡海。所有剩余的时间，我都投入我所组织、当时有许多新学生加入的课堂上。这么一来，我就只能在来回的渡轮及电车上，撰写将交由某些特别调教过的学生朗读的演说大纲了。
像这样狂热活动的日子大约过了一年，久候的签证终于来了。我的口袋里由于金钱快速流出而造成的长期破洞，在这时候总算止住了，甚至还有些钱开始在衣折间积存。
因为在当时，那自作聪明的土耳其青年开始变味，我决定不等到这些自作聪明搅和出一堆乐子，就带着我的人尽快离开，全身而退。所以，我快速将课堂移往卡第魁，并让我最够资格的新学生去带领，然后便前往德国。
到了柏林，我为所有跟我同来的人，在不同的旅馆觅得住所，并在柏林一个叫须马根多夫(Schmargendorf)的地方，租了一间大厅堂，继续那被打断的工作。然后我立刻开始旅行全德，去看各式各样认识我的人为我的机构找到的场地。
看了一定的场地之后，我终于选了一个房子，它位于德瑞斯顿(Dresden)市郊的黑勒劳(Hellerau)。那是一座经过特别设计的房子，其中的配备都是为了一个新文化运动──亦即最近常被提及的道克罗兹(Dalcroze)体系──而装设，显得十分堂皇高贵。
因为这栋房子和它的陈设多少比较适于设立机构总部，并作后续的发展，我便决定买下整栋建筑物。但是当我跟它的所有权人洽商时，却有一群对我的观念有兴趣的英国人，建议我把机构总部设在伦敦；他们表示将全权负责所有的花费和组织上的问题。
当时各国的局势持续紧张，使得财政极不稳定，我自己以及我所交往的人，都深受其苦。因此，来自英国的建议很令我动心。于是我前往伦敦，实地探察当地的情况。
因为在我指导下的柏林工作，对我非常重要，如果我长期不在，将不利于它的进行，而且我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英国的事做出裁夺，因此我决定每两、三个星期去伦敦待个几天，而且每次走不同的路线，以便熟悉其它的欧洲国家。
依照几趟旅行的观察所得，我的结论是：建立机构的最佳地点，既非德国，亦非英国，而是法国。
法国给我的印象是：它的政治、经济状况都比别的国家稳定；虽然地理上不如德国位居中央，然而它的首都巴黎却是公认的世界首都，因此法国似乎是地球上所有种族和国民的交会之地。所以依我看来，传播我的观念最适当的基地便是这里。
英国呢，由于它的岛国状态，不可能允许这方面的发展；一个机构设在这儿，或许会沾上地域性机构的狭窄性质。
那就是为何我在某次旅行到伦敦时，明确地拒绝在那儿设立总部；但我同意派遣经我特别调教的指导者以及我的某些学生过来；他们将待在那儿，直到我的机构在英国开设分部为止。
总之，我们在一九二二年夏天抵达法国。
到了那儿，我偿付所有旅费之后，我只剩下十万法郎了。
在法国我为学生安排了一个暂时性的住所之后，就租下了道克罗兹学校，作为继续工作的暂时场地，并开始寻找一栋房子以及基金，来建立我的机构。
经过长久的搜寻，我在巴黎近郊勘查的许多房地产中，最适合的一处，叫作普里耶庄园(Chateau du Prieure),距离著名的枫丹白露庄园(Chateau de Fontainebleau)不远。
这处庄园的所有权人，从一位很有名的律师那儿继承这笔房地产；由于保养费用过于庞大，她急于脱手，并且希望出售，而非出租。因为有几个可能的买主，她遂一直拖延跟我洽商的时间；她的这番表现，套句当代气象界人士的话，『不是下雪，就是下雨，或是这样，或是那样。』而在我这方面，正如你们十分了解，那时正处于财政空虚状态，并不可能把它买下来。
最后，经过一番折冲，并且定下许多限制条款之后，业主终于延后一年出售那笔房地产，在这一年以六万五千法郎租给我；我有六个月的时间考虑要不要买，过了那段时间，她就有权将那笔地产售与他人，而我必须即刻迁出，不得拖延。
在这些条件下承租了普里耶之后，第二天我就带着五十名学生搬了进去。那天是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从那天以后，在我十分陌生的欧洲特有情况下，我生命中最疯狂的一段时期展开了。
当我走进普里耶的大门，就好像『大麻烦太太』恰在那位老门房的后面向我招手。我的十万法郎，一直到最后一枚铜币，都已随风而逝；一部份是支付租金，一部份是花在大批人马在巴黎三个月的生活费用。而今，除了继续支持这么一大群人之外，我还面临必须花费大笔金钱备办家具和各种设备的窘境，因为这地方的家具或其它居家用品，都不是计划给这么一大批房客用的。而且还有一大批人要从伦敦过来，因为伦敦的分支机构尚未开办。
我的情况还因为一项事实而显得更复杂。当我抵达巴黎的时候，我不会讲任何一种西欧语言。
从巴坦出发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开始困扰我。但是在君士坦丁堡时，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那里所用的语言主要是土耳其语、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而那些语言我都很熟悉。然而，当我一离开君士坦丁堡，到了柏林，这方面的困难就出现了。如今身在巴黎，必须再度寻找生计应付大笔花费，我比以往更觉得有必要懂得欧洲语言，但同时我却匀不出一分一秒来学习。
透过通译来做生意简直不可能，特别是在商业交易方面；在商业交易中，人必须能抓住对方的心情，跟他的心理玩耍。即使有一个好的通译，翻译所需的长时间停顿也将毁了制造的好效果，更别提音调的传达，而音调在商业谈判中又是那么重要。
而我甚至没有一个好的通译，因为在这方面可能帮助我的人，都来自其它国家，法语对他们而言都是外国语，特别是俄国人，也就是说，他们只能进行所谓的客厅会话──甚至还不是在当时的法国。而我当刻所需者，却是严肃的商业会谈用的漂亮法语。
在法国头两年，我觉得自己的话没有被正确翻译出来所感到的神经紧张，抵得上你们上百个菜鸟掮客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紧张。
考量进驻普里耶必须在家具上花一大笔紧急支出，而且也不可能立刻赚得那笔钱，我开始思索是否能够弄到一笔贷款，付清当前最迫切的款项。我的意图是：将机构的工作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使我目前能够把一半时间用来赚钱，然后逐渐把借来的钱还掉。
我在伦敦，从对本机构有兴趣的不同人士处顺利贷得这笔钱。十五年来，那是我头一次违反我给自己定下的基本原则：独自为我的工作负起完全责任；不从外界接受任何物质上的帮助。
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到那时为止，尽管开支庞大，以及过去十几年来并非由于我的过失，而是由于政治、经济情势引来的失败和损失，我绝不欠任何人一分钱。每样东西都是我自己劳力的结果。我的朋友，以及对我的观念有兴趣或有所同情的人，曾多次想要提供金钱给我，但我总是加以拒绝，甚至在困难的时刻，我也宁愿以自己的努力去克服障碍，而不违反自己的原则。
借着这笔贷款度过当前的难关之后，我就拼了命去工作。我在这段期间所担当的劳务，可说是超乎常人。有时候，我必须一天工作整整二十四小时，绝非比喻而已。整个晚上在枫丹白露工作，整个白天在巴黎，或者反过来；甚至乘火车来回的时间也都用于书信或磋商。
工作进行得很好，但几个月来过度的压力，与八年来未曾稍歇的劳瘁一加，使我的健康状态严重受损；尽管我心中渴望，也仍然努力不懈，却不能够再维持原来的张力。
尽管我的工作受到重重的障碍与限制：包括健康不佳、商业活动因语言不通而窒碍难行，再加上我的敌人，如同早已形成的铁律一样，与朋友的数量形成正比，我仍设法在六个月之内完成了大部份原先计划的事宜。
既然对你们大部份美国人，尤其是现代美国人而言，惟一能刺激思惟流动的，就是你们熟悉的收支平衡表，因此我希望至少为你们简单列举我从进驻普里耶，直到我出发来到贵国，这段期间内所偿付的款项：
以下是我给付的一览表：
一处庞大房地产的半价，加上购买邻近一处较小地产的大部份价金机构最初的装修和设备，包括：
修缮、改装和最起码的装潢购买杂项物品、工具和农机，以及医务部门机具等等
购买牲畜如马匹、母牛、绵羊、猪支和家禽等
除了以上列举的之外，还有一栋作为动作练习及表演用的建筑场地──有人称之为研习厅，有人称之为戏院──可观的建造费、装备费和装潢费。
最后，在这段期间内，除了供应机构访客及学生日常所需，我甚至还偿还了部分所借的款项。
在这几个月当中，最好的进帐来源之一便是为某些棘手的酗酒及药瘾案例进行心理治疗。在这方面我被认为是最在行的专家之一，而这些不幸患的家属为了我所付出的时间，有时候会付给我大笔的金钱。
我特别记得一对富裕的美国夫妇：当我医好了他们原先被判定无药可救的儿子，他们忍不住心中的高兴，竟付了双倍于当初约定的费用给我。
此外，我还和一些商人合伙进行好几桩金融投机。例如，我把一大批石油的期货，在出乎意料的好价钱时脱手，从中赚到很可观的利润。
我还作了两笔赚钱的生意：跟一个合伙人在蒙马特先后开设了两家餐厅，花了几个星期使它们走上轨道，一等到它们营运情况良好，就以很好的价钱脱手。
能够这么轻松愉快地敍述自己在那段期间的努力，当我一想到它们是怎样伴随着令我不安的内在经验，又如何逼着我以不可置信的张力卯足了全部的劲道，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
那几个月以来，我必须在每天早晨八点开始工作，到了晚上十点或十一点才能收工；晚上剩下的时间我花在蒙马特，不仅为了餐厅的业务，还为了治疗一名酗酒者──他每天晚上都在那一区喝得烂醉；他给了我许多特别的麻烦，因为他并不希望被治好。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这段期间每天晚上都在蒙马特度过，外表的生活提给很多认识我，或曾见过或听说过我的人很丰富的闲话题材。有些人羡慕我有夜夜狂欢的机会，有些人则咒駡我。至于我呢，甚至对我最仇恨的敌人，我都不忍心他们来消受这样的『狂欢』。
简而言之，我迫切需要为普里耶的财务问题找出稳当的解决之道，并期望最终能够不再为那长期以来的物质问题担忧，而能全心投入我真正的工作，也就是，教授本机构的根本观念和方法──由于我所不能控制的情况，这份希望的实现一年拖过一年。这一切都迫使我作出超人的努力，而未曾顾及可能招致的灾难性后果。
但是，即使我百般不愿半途停下来，仍然再度被迫中断一切，就在完成那关键性的准备之前---一旦那些准备完成，便有可能达成机构的基本任务。
在这段期间的最后几个月，我的健康状况确实坏到迫使我必须减少工作时间。当我开始被一些有生以来不曾有过的病痛侵扰时，我承认我开始忧虑，并决定停止所有的积极活动，无论是心智方面或是身体方面。然而我一直拖延，直到有一天着了严重的寒凉，才让我无论愿不愿意，都得停下一切。
那个情况值得在此描述：
一天晚上，我在巴黎的工作结束得比平日早些，大约在十点左右；因为第二天一早有位工程师将到普里耶来，跟我讨论我计划兴建的一间特别蒸汽浴室，并进行估价，所以我届时非在场不可。于是我决定立刻到那儿去，早点上床睡个好觉。所以，我甚至不在我城里的公寓稍作耽搁，便即刻动身，往枫丹白露的方向开去。
当时天气很潮湿，我关上车门；一路上感觉很好，甚至在心里开始描绘不久前我起意在机构里兴建的一座波斯式的窑。
在趋近枫丹白露树林的时候，我心中想着：我即将来到一个在潮湿的夜里会起雾的地方。我瞧了瞧手表，是十一点十五分。我打亮大的车头灯，并加速前进，以便更快速通过那个潮湿的区域。
从那一刻起，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不记得我怎么开车，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看见以下的景象：我坐在车子里，而车子停在路上；我四周是树林，太阳正亮晃晃地照着；一辆载着干草秣的篷车停在车子前面，而篷车的驾驶正站在我的窗前，用鞭子轻轻扣着它；将我唤醒的，正是这个声音。
似乎当晚我看过手表之后，一定还前行了大约一公里，然后，违反意志地睡着了──我这一辈子从来不曾如此，就那样一直睡到次日早晨十点。
还好，车子正好停在法国交通规则规定该停的地方，而整个早上，车子从我旁边经过，也未曾打扰我的睡眠。但是这一辆满载的篷车却太大了，过不了，所以它的驾驶必须把我叫醒。
虽然我在那种奇怪的情况下睡了一场好觉，但那个晚上我却着了凉；它严重的程度，迄今我仍感觉它的影响。
从那以后，我很难再要求我的身体作出太奋发的努力，即使以暴力逼它，也无济于事。
无论愿不愿意，我必须停止一切的业务经营。因此，机构里的情况变得极度危急：不但该做的事做不了，已经完成的工作也有毁灭之虞，因为账单一张张到期，却没有人能代替我去料理它们。
我一定得设法才行。
有一天我坐在那闻名于外国人的葛兰德咖啡馆的阳台，想着我当前的景况，以及它们如何受到我健康状况的影响；我这样盘算着：
『依我目前的情况，我不能──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不可以──以如此艰钜的任务所需的张力来工作，而必须让自己彻底休息，即使只是暂时也好；那么，为什么不立刻执行那筹划多时的访美之行，而不等到一切准备妥当才去呢？ 』
『在北美各州旅行，不断活动，变换环境，四周景物与平日所见完全不同，让我吸收新的印象，这将会创造出依我主观见解，『彻底休息』的必要条件。 』
『更何况，我将会远离当前兴趣集中之所在，并且暂时摆脱我的某种人格特质──我从多次旅经荒乡野地的经验中，已经把自己这种特质看得太清楚了。每一次当我受制于上帝的造物──包括四足动物和两足动物在内──的「和善表现」，无论我被他(它)们修理得多惨，只要稍一恢复，这一特质就会催促我挣扎着站起来，立刻跳回手上进行的事务中。』
为了让你们明白我所谓『不要等到一切准备妥当才启程赴美』是什么意思，我必须告诉你们，当本机构在法国组织之初，我就开始为一系列的演讲准备数据，以便使公众知道本体系的基本观念，以及它们对于不同领域，例如心理学、医学、考古学、艺术、建筑，甚至各式各样所谓超自然现象的应用。
此外，我也开始让学生准备一系列的示范表演，希望他们在巡回欧洲和美洲时表演。我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将这些观念的重大意义引介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显示它们能导致的实际成果。这些观念所以为本的材料，则是我从亚洲各处一般人到不了的地方收集而来。
经过在葛兰德啡馆阳台上的一番思考，我决定冒险立即启程，材料准备多少就算多少。
我甚至告诉自己，从离开法国直至归来的整段期间，我都不做任何认真的事情，只要好好地吃，多多地睡，并且只看那些内容上及风格上都与拿瑟·爱汀大师的故事有相同精神的书籍。
我准备冒这个险，因为我开始期盼我的学生能够在美国自行组织各式各样的演讲和动作表演，而不需要我的参与。
这项决定乃是针对两个目标：一是为了恢复我的健康，二是为了调节我这个机构的财务状况──这个机构，是我在千辛万苦中孕育、生下来的，如今才刚刚开始独立的生活。要使我的临时起意付诸实行，最主要的困难来自一项事实：为了此行能够成功，就必须带走至少四十六人，而他们在美国，正如在法国，当然全都要我照顾。但那也是解决恼人的物质问题的惟一办法了。但是，又不能不把失败的情况纳入考虑──万一失败，整个情况将会更糟，甚至导致机构的全面崩溃。
带着四十六个人旅行美国，财务上意谓什么？你们这些热中于欧陆之旅的美国人很容易明白，甚至用不着思考。如果你们考量兑换钱币这个简单的事实，更可以衡量这个疯狂行径的严重性──你们到欧洲，是以美元兑换法郎；我则必须把我的法郎兑换成美元。
在决定赴美的时刻，我仅有的存款，是我积攒起来预备在二月十五日支付的款项──如果决定买下普里耶庄园，就必须在那一天签约。但我却决定冒险将这笔钱花在旅行上，并且匆匆忙忙准备出发。
在为这趟旅行从事准备工作，亦即购买船票、安排签证、采买衣服、制作舞蹈服装的时候，我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动作课程上，并在当时已经建好的研习厅加紧预演。当我再度注意到表演者在陌生人面前是多么害羞，便决定在扬帆启航之前，于巴黎的香榭里舍剧院举行几次公开表演。
虽然我知道最后这一刻的行动会花掉很多钱，但万万没想到支出总额会高到那么令人难以置信。
而确实，巴黎的演出、轮船船票、最迫切的账单支付、留在欧洲的人手的生活所需，以及某些表面上几乎无法察觉的意外支出，这一切都已经吞掉我仅有的三十万法郎，而大队人马尚未出发。
所以，到了最后一刻，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超级的悲喜剧中──为了出发所作的准备皆已完妥，却不能成行。带着这么一大群人，作这么一段长时间的旅行，却没有现金可以支应紧急状况，这当然是无法想象的。
这个处境，在轮船开航前三天发展到了极致。
然后，正如曾在我生命中紧要关头不只一次发生的，一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发生了。
那种事，在我们的时代，特别在过去的世代中，一直被那些能够有意识思考的人们，视为高等力量正义的恩赐。至于我，我要说，那是合乎律则的结果----一个人不屈不挠，坚持依照他有意识为自己的生命设定的原则尽了一切人事，只为了达成一个特定的目标，最后得到了称心如意的结果。
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坐在普里耶我的房间里，为了这不可思议的情况思索一个开脱之道。突然，房门打开，我的老母亲走了进来。她在几天前才跟几名家人来到普里耶──当我离开俄国的时候，他们还留在高加索，直到最近，历经重重困难，我才成功把他们接到法国来。
我的母亲走向我，手中拿着一个小袋子，说道：
『拜托，把这东西拿回去吧！我带着这东西到处走，已经烦死了。』
一开始我不了解她在说什么，只是自动地打开那个袋子。但当我见着了里面的东西，却高兴得几乎跳起舞来。
为了向你们解释那里面是什么东西，以及为什么它让我在出发前一刻这么高兴，我必须先告诉你们：当我前往埃森突基的时候，俄国境内到处弥漫的不安气氛，使每一个或多或少有点理性的人都有不祥的预感，因此，我将当时住在亚历山卓普的老母亲请来跟我住在一起。稍后，当我从事前面提过的那场远征之旅时，我就把她托付给留在埃森突基的同伴们。
然后，我必须告诉你们，在一九一八那年，在高加索就像俄国一样，卢布的价值每天下跌，每一个手头有钱的人，都买了各种具有普遍价值以及比较贵重的东西，像宝石啦，贵金属啦，稀有的古董等等。我也把钱财全部换成了贵重物品，亲自带着走。
但是，从埃森突基踏上远征之路时，因为到处都有假借搜索和征用之名进行的抢劫，我如果把所有财宝全带在自己身上，将会招致很大的危险。所以我把一部份分散托付给我的同伴们，心中存着一种希望：如果终究逃不过抢劫，那么我们之间某些人或许还能保存一点东西；而剩下的那一部份，我把它分开托付给留在埃森突基和皮亚提果斯克的人，包括我的家母在内。
我交给母亲的东西之一，是一枚胸针，那是我不久之前在埃森突基向一位急需用钱的公爵夫人买的。我把它交给家母的时候，告诉她必须好好看管，因为它非常贵重。
我确信，我的家人在我出发之后，必然迫于生活所需而将它卖掉了；如果不是这样，也已经在他们的辗转迁徙中被偷了，因为当时每一个城镇都有抢匪横行，他们对任何人或任何东西皆无尊重之心；我的家人在这种情况下旅行不下二十次，贵重物品必定早就不保了。
简而言之，我已经完完全全忘了这枚胸针，压根儿就没想到有朝一日能把它纳入我的盘算之中。
看起来在我把这枚胸针托给我母亲，请她特别留意保管的时候，她以为那是我个人具有特别价值的纪念物，一定要归还给我才行。这些年来，她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心肝一般保护着，避免在她的家人面前展示，而且总是走到哪带到哪，好像戴着护身符，还缝了个袋子把它装起来。如今，她很高兴终于能够将它归还给我，不用再一直操那个心。
你们能够想象，当我认出那枚胸针，并且当下明白可以如何利用的时候，我感到多么如释重负吗？
第二天，有了这胸针在我口袋里，我就可以向朋友借到两千美元。但是我把那贵重品带到美国，因为在法国，要买的人只出价十二万五千法郎，而我认为它的价值比这要高得多──等我在纽约把它卖掉时，我发现我的想法没错。
故事说到这里，葛吉夫先生停了下来，带着他那特有的微笑，开始抽起烟来。在一片寂静中，H先生从他的坐位站起来，走向葛吉夫先生，说道：
葛吉夫先生，听了您用这些玩笑似的话语，轻松讲述您的金钱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是因为您今天这番故事的特殊次序使然呢，还是出于我的天真或容易受到暗示，总之，毫无疑问，此时此刻，我整个人里里外外都准备好，愿意做任何事来减轻您自愿背负的巨大负担。
这么说也许比较接近事实：我心中这股冲动，乃是源自你的整个敍述所给我的一个明确印象：在承担这个崇高的、超乎普通人力极限的任务时，你一直是绝对孤独的，到现在仍是。
请容我把这张支票放进您的手中，它代表我此刻所能支配的全部金钱。同时，在现场的众人面前，我担保：在我的余生当中，每一年我都给您这笔金额的钱，无论您身在何处，也不管您境况如何！」
H先生说罢，显然因为激动不能自已，而用手帕擦着额头。葛吉夫先生站了起来，把手放在H先生的肩膀上，以具有穿透力、和善又感激的眼神看着他──这是我个人永远不会忘记的──简单地说：
「谢谢你，我这──从今天起──神所赐的兄弟。」
但葛吉夫先生的故事所造成的强烈印象中，最强烈的证明乃是某位L女士的宣言。这位女士当时正好到纽约来，当天晚上受邀作为R先生的客人。她突然很诚恳地说道：
「葛吉夫先生，我会在这个场合，来庆祝这纽约分支机构的开幕，因而听见您那引人入胜的故事，实在是有点偶然。但是在这之前，我曾不只一次听别人说起您的活动，以及您的机构给予世人的悲悯教化；我甚至曾经有幸获准进入普里耶，参观您每星期在研习厅安排的动作表演，亲眼看见您成就中另一些惊人的例子。因此，我这么说应该不会让您感到惊讶：我已经想过您的工作好多次了，也一直渴望要以某种方式对您有用。现在，听了您不屈不挠奋斗的故事，并且以女人的直觉察觉到您所带给人类的真理，我能了解您的活动多么受困于那今日成为世人一切动机的东西──我是指钱；因此，我也希望对您的伟大志业作点贡献。 」
「跟大部份人比较起来，我的资财肯定不算少，应该允许我提供您较大的资金。但实际上，由于我的社会地位，它们只足够我应付固定的生活需求。今晚我一直都在想我能为您做什么；而我也想到了那笔我一点一点拨在一边，存放在银行以备不时之需的钱。在我能做更多之前，我已决定将那笔钱的一半暂时交与您处置，不计利息，直到哪一天发生什么不测──但愿不会──逼得我必须用到它，因为，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在L女士动人心弦的说话当中，葛吉夫先生注意地听着，脸上的表情慈爱又认真。然后他回答道：
「谢谢您，可敬的L女士。我特别欣赏您的坦白。如果我接受了这笔钱，它将对我目前的活动大有助益，而我这方面呢，也必须对您开诚布公。让我稍微透露未来的天机，我可以满怀感激地告诉您，我将在八年期满之时，把这笔钱还给您。届时，您的身体虽然非常健康，却极需要那构成今日──如同您刚刚说得那么正确的──整个人类生活一切动机的东西。」
葛吉夫先生静默了许久，像是没入沉重的思绪中。突然，他看起来很累了。他的眼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停驻了片刻。
***
此刻我正坐在纽约市第五大道和第五十六街的角落上，一家叫作「查尔兹」的餐馆中，校订学生记下的这份手稿──正如我过去六年的写作生活中的习惯──也就是待在各式各样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餐馆、俱乐部或舞厅里面写作。正因为这一类地方通常的德性和我的本性背道而驰，而且不值得人待在其中，我坐在那里面写作，却显然有助于我文思泉涌，健笔如飞。有一项事实，我倒觉得说说无妨，你们要认为那是纯粹的巧合，或认为那是超自然神力的安排，就悉听尊便了：并非出于我有意的安排，但或许只因为在写作上，我总是遵照一个精确的次序，结果恰恰在今天，距离上面那段文字所敍述的晚上整整七年后，在同一个城市中，我完成了它的校订。
为了要为这篇记敍文作结，我只会为我首度访美之旅的主题再加上一点：虽然那次行动，说冒险还太轻松了些──带着身无分文的大队人马，以及尚未准备好的舞蹈表演节目，又没有事先宣传，同一般人的作法，尤其是在美国──但是这个要使世人知道本机构工作成果的舞蹈示范团，却获得了远远超乎我意料的成功。
我可以很大胆地宣称，如果我不是在返回法国几天之后就遭遇了一场大车祸，以致不能如愿在六个月之后再度回到美国，那么我在这块大陆上，藉助于那些伴随我的人从旁协助，所已经完成的事业，应该能让我不仅付清了贷款，甚至还能确保「人类和谐发展机构」未来所有分支机构的生存──无论是那些已经在运作中的，还是我打算在接下来那一年成立的。
但，现在还值得去提它吗？
写到我生命中的这一段时期，我就不自觉地想起我们亲爱的大师拿瑟汀的一句话：
「那落地人头上的丽发啊！别为它含悲追忆！」
当我写着这最后几行字的时候，有个人走过来在我的桌边坐下。
所有认识我的人，无一例外，都知道我为每一个人设下的会面条件，那就是，在一旁等着，直到我歇笔，并主动开口说话。顺带一提，虽然他们总是尊重这项条件，但我还是常常感觉他们在小心翼翼屡行这项规定时，有些人会咬牙切齿，好像恨不得用一汤匙最近流行的药将我淹死。
等我写完了，便抬头看看那位来客；从他开头的几句话，我心中就展开了一串省思和推论，终于形成一个断然的决定。如果我在作结的当儿，不把这个断然的决定，以及导致这决定的省思写出来，那就违反了贯穿这本书的基本原则了。
要了解我此刻的情况，你们必须知道，那位走过来坐在我桌边，然后领了我所给的必要指示走开的人，正是我在古董批发事业上的秘密合伙人。我说「秘密」，因为没有别人，甚至连我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知道我这些生意上的交往关系。
我与他是在六年前展开交往，也就是我遭遇车祸之后几个月。当时我的体力还很虚弱，但当我那惯于思考的机能一恢复，我便体认到当时我的物质情况是怎样的一穷二白，一部份是因为美国之行的庞大开销，一部份是因为我母亲和我妻子的重病花费不少。当长久卧床愈来愈成为一项不可忍受的精神折磨，我便开始乘车出去旅行，试着摄入不同的印象来减轻痛苦，也顺便打探一下商业动态，看看有没有适合我当时状况的生意可做。我在几位经常跟在身边的人陪伴下，开始到处走动，主要是去巴黎一些俄国难民聚居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在巴黎一家著名的咖啡屋中，一个人向我走来。我一时认不出他是谁，经过一番交谈，我才记起来曾在高加索、大高加索地区及大 海地区的许多城镇见过他。他行脚于那些国家的城镇之间，从事各类古董买卖；因为我在亚洲各地几乎都被认为是古董行家，并且善于作地毯、中国陶瓷和景泰蓝的买卖，所以他会在那些地区见到我。
交谈中，他告诉我许多事情，其中一桩就是：他从俄国的大灾难中抢救出某些资金，仗着自己的英文能力，在欧洲重拾以前的行业。
在告诉我他的事业时，他抱怨说，主要的困难是欧洲的市场上，赝品充斥。突然，他问我：
「说真的，我亲爱的老乡，来跟我合伙怎么样？您只管古董的鉴定和估价就好，如何？」
交谈的结果是：我们签了合作契约，往后四年中我参与了他的生意。在购买任何古董之前，他会把它们拿来让我鉴定。如果古董的所在地点，恰好在我以作家身份为了诸多原因而必须从事的旅途之中，那我就会亲自前往检视，并把我的意见以双方事先同意的方式传达给他。
我们就这样合作了一段时间。他整年都在欧洲各处旅行，挖掘并买进各种珍稀对象，然后带到美国来，售予古董商人，主要是在纽约。至于我，我只是以鉴定估价的方式作为他的合伙人。
然而去年，当我的财务危机达到顶点时，这门生意却持续兴旺，因为我们在欧洲找到许多销售管道，而且在欧洲，这一类物品到处充斥，我便想到借着这一行重整我的财务。因此就决议：我的合伙人应该尽可能扩大他的营运规模。
最近几年来，我已习惯于在累人的旅行前后稍作休息，但怀着前面所说的目标，我不再为旅行作片刻休息，而将一切能用的时间用来安排向各种不同的人借钱──他们都信任我，也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和我有所接触。这样募集了好几百万法郎的钱，我把它全数投资于这个古董事业。
受了业务蓬勃发展，以及利润丰厚可期的鼓舞，我的合伙人到处收购商品，不遗余力。正如原先约定的，他今年带着他所有的收藏品，早我六个星期来到美国。
然而，很不幸地，就在这时，发生一场经济大萧条，对这一行造成特别重大的打击。我们再也不能期望获得什么利润，甚至本钱都捞不回来。这就是他来跟我说的事。
我刚刚才说，去年我的财务危机达到顶点，现在，我要以甚么话语来形容我这始料未及的财务状况呢？
此刻，除了拿瑟汀大师的这句话，我想不起更适切的表达了：「呃！村里最老的处女和那个恶棍大师生出个秃头女儿，这还不算稀奇，可是如果臭虫身上长出象头和猴尾，那才真令人震惊呢！」
要了解为什么我的财务状况会经历这样的危机，并不需要大学学历。
去年当我刚想要在美国大举发展我的古董事业时，我估计过，并完全相信这项计划所产生的利润，不但能付清我累累的债务，也能让我不依赖任何人，就自费出版我的第一系列著作──我预估届时将已写完；然后，我就能把所有的时间投入第二系列书籍的写作。但很不幸地，这个始料未及的美国经济危机让我陷了下去──就如同拿瑟汀大师会要说的：陷入一支「很深的套鞋」中。如今，我几乎看不见一丝光线从外面透进来。
为了准备这三个系列书籍的写作材料，这六年来，我随时、随地、在一切条件下、在所有状况中，都「记得我自己」，记得我给自己设定的重责大任──我曾希望，现在也仍希望借着他们的完成，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为了不让自己跟任何事物认同，我在体验各种感觉的同时，必须把自己撑到内在活动极度紧张的程度，不让那张力减弱下来。我还必须以无情的态度对待自己，让自己在那段期间为了完成思想主题所必需的理智、情感的自动联想不会随意流转。最后，我还必须强迫自己：不要轻忽或略过任何可能与那构成我写作整体的任何观念有关、或逻辑上与它们相应或相违的东西。
我一心一意关切如何把我的思想以别人能懂的方式表示出来，甚至屡次在漫长的时段中，因为心神专注，而将我最基本的需要都给忘了。
但在这客观的不平中，最使我痛苦的却是：我为了将真正的知识传给当代以及未来的人们，而集中一切力量写作时，却时常必须将自己扯离这种专注的状态，以我在长时间紧张工作的空档中，好不容易贮存起来的最后一点能量为代价，去想出各种复杂的安排，来延后清偿这个或那个债务。
在这六年当中，我已倦到精疲力竭的地步──不是由于写作、修稿，并校订我的档案专用地窖中成堆的稿件，而是由于必须不时在脑子里盘算各种可能的组合，以应付那一直增加的债务。
几年前，当我因为物质上的问题，需要别人给予我相对于当时所需、极其微小的支持时──具体地说，这支持就是「钱」──如果得不到，我能够认命，因为我了解，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我所从事的工作的重大意义。但是现在，既然这六年来我具体实现了我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它们也许已经获得大家认知，所以我不打算继续那样认命下去了，相反地，我以完全清明的良知，认为自己很有理由要求每一位前来接近我的人，不分种族、信仰、贫富或社会地位，都应保护我一如他们的心肝，让我的力气和时间能够保留给合乎我个人特质的活动。
好的，那么，前面提过的那个断然决定，亦即我的秘密合伙人离开「查尔兹餐厅」之后，我经过严肃思考并依据原则作成的决定，详如下述：
当我处在周遭这些不曾遭受最近这次大战殃及，而且我还将因为他们而遭受可观的损失──当然并非因为他们故意如此──的人群当中，我决定再度单独一人，不由他人带动，当然也不诉诸任何来日引发良心懊悔的手段，善加利用我拜童年正确教育之赐而形成的能力，去赚取一笔钱，以清偿我所有的债务，并且能让我回到欧洲之后，生活两、三个月不虞匮乏。
这么做的时候，我将再度体验到我们的天父为人类准备的最高满足──一位古埃及祭司，亦即摩西的第一位老师，将它形诸语言：「自我满足，起自一个人以他的机智，贯彻其清明良知所认知的恒定目标。」
今天是一月十日。根据旧式历法，再过三天，新的一年就要在半夜降临──那正是我来到人世，值得我纪念的时刻。
根据从小就建立的一项习惯，我总是从那个时辰开始，遵守一个事先拟就的计划，展开新的生活，不变的是，它总是基于一个特定的原则，那就是：尽量在每件事情中记得自己，并以达成该年的目标为纲领，来引导我自己的行为表现，以及我对别人行为表现的反应。这一年，我给自己的任务是：集中我个人的全部才干，以我自己的方法，在三月中旬，我计划启航离美之前，赚到足够清偿所有债务的钱。
然后，当我回到法国，我将再度提笔写作，不用再为我已经形成某种固定规模的生活型态，挂虑所需的物质条件。但是，如果因为什么原因，我未能完成这项自订的任务，那么，我就不得不承认这本书中所述说的观点都是虚妄不实，都是我自己夸张的想象。而且，为了忠于我的原则，我将必须夹着尾巴在地上爬，像拿瑟汀大师所说：「爬进最深的、汗湿的旧套鞋中。」
而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我将断然决定这么做：
仅仅出版我刚刚做完最后校正的手稿，也就是我的第一本书，以及第二本书的两个篇章，然后永不再写。回到家后，就在我窗前的草坪上点起一把熊熊大火，把我其余的作品都扔进去烧掉。
从那以后，我就要开始过一种新生活：利用我拥有的才干，仅仅满足我的一己之私。
我这莽撞的头脑已经为这一种生活拟出一个活动计划了。
我在心中描摩出一个拥有许多分支的新「机构」，但这可不是为了「人类和谐发展」，而是指导人们去发掘那尚未被发现的满足自己的各种方法。毫无疑问地，那样一种事业将有如抹上油的轮子一般，跑得飞快。
──完──
G.I.Gurdji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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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氏格言：
Only conscious suffering is of value. ——只有有意识的痛苦才是有价值的。
Conscious love evokes the same in response.——有意识的爱引发相同的响应；
Emotional love evokes the opposite.——诉诸情感的爱带来相反的结果；
Physical love depends on type and polarity.——肉体的爱则依靠类型与磁性吸力而定。
Faith of consciousness is freedom.——有意识的信仰是自由的；
Faith of feeling is slavery.诉诸情感的信仰是奴役的；
Faith of body is stupidity.——机械的的信仰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