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奇人相遇
第九章皮欧特·卡本科
这一章将献给皮欧特·卡本科，我童年的朋友，他在日后凭着真正的成就，而非一纸文凭，成为一位著名的采矿工程师，而现在他已经辞世……
愿他已经进入天国！
如果我在本章一开始先描述我俩第一次惺惺相惜的情况，然后敍述某次远征发生的几桩事件，在期间由于造化弄人，导致他英年早逝；以我之见，这应该足以描绘卡本科个性的各个层面，并且达成我在本系列写作的目标，亦即使读者获得启发及真正有用的信息。
我俩在孩提时代就已建立深刻的友谊。我会尽可能详述当时的经过，尤其是这可能说明一般年轻混混的某些心灵层面，其中一些人在日后都卓然有成。
当年我们住在卡尔斯城，我是要塞大教堂唱诗班的成员。
我必须先声明，在我的老师博格切夫斯基离开卡尔斯，而我的首位导师波尔许祭司长也因病而请假离开后，我顿失两位真正的权威人士；而且我的家人也在考虑近期内回到亚历山卓普，因此我无心留在卡尔斯城，而开始盘算到提弗里斯去，我早就梦想加入那里的副主教唱诗班──当时我常获得这项提议，对我年幼的虚荣心不啻一种恭维。
在我生命的这段时期，当这种梦想仍然是我尚未发展完全的思考机能的核心时，有一天清早一位要塞大教堂的唱诗班团员向我跑来，他是一位陆军书记，之所以成为我的朋友，主要是我有时会带上等香烟给他，而我得招认这香烟是我从叔父的香烟盒偷来的。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他凑巧偷听到要塞司令和骑警队队长讨论要逮捕并严格诘问几位与炮兵靶场有关的人等，而我的名字也被提起，可能与这事件有瓜葛。
关于炮兵靶场的事件，在我心灵中烙下良心的忏悔，我也因此匆匆离开，而正是这场事件促成了我与卡本科的亲密友谊。
在当时我有一群与我同年以及比我年长许多的朋友。在同年的朋友中有一个非常讨喜的男孩，是一位酿造伏特加酒者的儿子。他的名字是莱奥左夫或莱左夫，我已经记不得了。他常常邀请我到他家，有时候我也会不请自来。
他的双亲对他宠爱有加。他有自己的房间，我们可以在里面舒舒服服做功课，他的写字桌上总是摆了一盘刚出炉的香酥糕饼，当时我非常爱吃。但是更重要的也许是他有一位年约十二、三岁的姊姊，当我在他房间时她常常会刚好走进来。
一份友谊就在我俩心中滋生，我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她。她对我似乎也不是没有好感。总而言之，一段罗曼史开始悄悄滋长。
我的另一位朋友，一位炮兵官之子，也常常到他家。而他，就像我们一样，也在家里读书以便进入某所学校，因为他被人发现一耳稍聋，而无法进入军事训练队。
这位就是皮欧特·卡本科。他也爱上了莱奥左夫的姊姊，而她显然也喜欢他。她对他很好，似乎是因为他常常带鲜花和糖果给她；而她对我好则是因为我弹得一手好吉他，也很会设计手帕的图案，她很喜欢照着刺绣，然后宣称这是她自己设计的图案。
因此我们两人都爱上这位女孩，渐渐的，可以这么说吧，我们两位对手心中都升起一把嫉妒之火。
有一次在大教堂的晚间礼拜结束后，当时这位使人心碎的可人儿也在场，我就想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请求唱诗班指挥准许我早一点离开，因为我想在她走出教堂时与她碰面，并护送她回家。
在教堂的门口我发现自己与情敌撞个正着。虽然我俩都怒火中烧，却还是很有骑士风度的一起护送我们的「仕女」回家。但是等我们离开她之后，我实在无法再克制自己，就借口某事和他争执，结结实实揍了他一顿。
打完架后的隔天晚上，我照例和一些死党来到大教堂的钟楼。当时在要塞大教堂的属地上并没有真正的钟楼，而正在兴建中，大 钟暂时挂在一个屋顶高耸、状似八角型哨亭的木建筑内。在屋顶及悬挂大钟的屋椽之间就是我们的「俱乐部」，我们几乎天天都在那里碰头，跨坐在屋椽上或是屋顶下方墙壁的狭窄台架，在那里抽烟、闲扯、甚至做功课。后来，等到正式的石造钟楼建成，大 钟也摆进去之后，这个暂时的钟楼就由俄国政府送给当时正在兴建的新希腊教堂，它在那里似乎一直做为钟楼。
除了俱乐部的一般死党外，我在那里还看到来自亚历山卓普的朋友彼得，他当时正来卡尔斯玩。他是可润斯基的儿子，做父亲的是邮政电报的检查员，日后在日俄战争中遇难。那里还有一位来自卡尔斯希腊区的男孩，小名菲吉，本名是可肯尼迪，日后将成为许多教科书的作者。他会送来婶婶为我们这些唱诗班男孩烘焙的希腊点心，因为我们的歌声常常使她的灵魂深受震动。
我们就坐在那里，吃吃点心，抽抽烟，闲扯淡。不久之后，皮欧特·卡本科眼睛包着绷带出现了，身旁伴着两位俄国男孩，他们并不是俱乐部的成员。他向我走过来，要我解释为何前一天会如此侮辱他。他属于那种饱读诗集，喜欢装模作样、慷慨陈词的男孩，因此洋洋洒洒发表一份长篇攻击，最后以下述的宣言嘎然而止：「这个地球容不下我们两个人；其中一人必须死。」
一听到他这番言过其辞的弹劾，我真想一拳把他脑子里的胡说八道打出来。但是我的朋友开始跟我讲理，说只有那些毫无当代文化素养的人，例如库德人，才会以这种方式算帐，至于可敬的人则会诉诸更有教养的方法，因此我的骄傲逐渐显露出来；为了不被人称为没教养或懦弱，我就卷入了一场严肃的讨论。
双方你来我往争论不休（我们称之为辩论），其间有几个男孩站在我这方，也有几个站在我的对手那方；这场辩论有时候演变成大声喧哗，险而使我们把对方从钟楼顶端扔下去，最后终于决定我们要来一场决斗。
然后问题浮现了，要去哪里找武器？没有手枪也没有刀剑，这使得情况变得十分棘手。我们前一刻才涨到最高点的情绪，突然间都集中在如何为眼前的困境找一条出路。
在同党中我有一位朋友，名叫托千尼诺夫，他的声音非常尖细，大伙儿都觉得他是一位非常滑稽的人物。当我们坐在那里苦思要如何是好时，他突然尖声大叫：「如果手枪很难找，大炮却很容易到手。」
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就像他们对他的一贯反应。
「你们笑什么，你们这些蠢蛋！」他反驳说。「你们很可以拿大炮达成目的。只有一个缺点。你们已经决定其中一人必须死，但是拿大炮决斗时两个人都有可能死。如果你们同意冒这个险，那么照我的提议去做是最简单不过了。」
他的提议是，我们两人应该前往举行射击练习的炮兵靶场，躺下来躲在枪枝和射靶之间，然后等待我们的命运。两人之中不管谁被流弹射到，那就是他的劫数难逃。
我们都对炮兵靶场很熟。它距离环绕小城的群山不远。那是一片广大的土地，大约六至九平方哩，在一年中的射击练习时刻严禁入内，靶场四面都有严格的守卫。
我们常常跑去那里，主要是在夜间，在两位对我们有权威的大男孩的教唆下，到那里捡拾，或更确切的说，偷窃用过弹壳的黄铜部分以及子弹爆炸后散落一地的铅屑，这些我们都可以卖到不错的价钱。
虽然严格禁止捡拾，更不用说贩卖这些炮弹的残余物，我们仍然趁着有月光的夜晚或是警卫比较松懈的时候想尽办法溜进去。
大伙儿对于托千尼诺夫的提议经过一番激辩，最后一致决定在隔日执行这项计划。
根据两方「助手」的规定──在我这方是可润斯基与可肯尼迪，在对手那方则是那两位他带来的陌生男孩──我们将于射击开始前一大清早抵达炮兵靶场，在距离射靶约一百码之处，彼此间隔一定距离，在某个不会被人看到的大型炮弹坑躺下，然后一直留到薄暮为止；到那时谁还活着就可以离开，随他高兴走去哪里。
助手们也决定整天留在靶场附近，在卡尔斯恰的河岸边，等到傍晚时到坑里寻找我们，找出决斗的结果。如果其中一人或两人都受了轻伤，他们就会负责照料；如果我们不幸死亡，他们就会说我们去捡拾黄铜和铅屑，不知道那天会有射击，因此「一命呜呼」。
隔天一破晓我们整队人马带了粮食，开拔到卡尔斯恰。抵达之后，我们两位对手各分得一份粮食，由两位助手引导到靶场，各自在坑里躺下。然后助手回到河边加入其它人，在那里钓鱼消磨时间。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像个笑话而已，但是等到射击开始后，它却一点也不好笑了。我不知道我的对手有什么主观经历和头脑联想，但是我的确知道当射击开始后我内在的反应。当炮弹开始飞射，在我头上爆炸时，我所经历与感受的一切都彷佛历历在昨。
一开始我完全吓呆了，但是很快的，心头涌现的情感强度以及思想中的逻辑冲突都如此高涨，使得当时一刻的所思所感都超过整整一年的份量。
同时，在我心里也首次浮现「对自我的整体感知」，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也清楚了然透过我的轻率疏忽，我把自己置于一个几乎必死的情境中，因为在那时我的死亡似乎无可避免。
面对这个必然性，我的本能恐惧牢牢攫住我整个人，使得周遭的现实似乎消失无踪，只剩下一股无法控制的活生生的战栗。
我记得当时我企图把自己缩到最小，并躲在土里隆起的后面，以便不要听到任何声音，也不要想任何事情。
我的身体不断颤抖，猛烈到极点，好像体内每个组织都各自震动，即使枪声到处呼啸，我还能清晰听到自己的心跳，而我的牙齿剧烈地喀喀作响，好像随时都会破裂。
我也会在此顺带一提，依我之见，由于我年少的这次事件，我的个体性首度出现了某种数据──多亏某些正常受教的人对我采取的有意识行动，其后更为定型──这些资料后来总能使我不被某些攸关自我利益的生命问题所困扰，也不会承认或体验任何非关真实的恐惧；而在另一方面，它们也使我在不至于被冲昏头或受欺骗的情况下，了解另一个人的恐惧，并能感同身受。
我不记得我在这种状态下躺了多久；我只能说在这个例子中，一如往常，我们至高无上、最不宽容的君主，时间，并没有忘记坚持它的权利，而我开始习惯这场煎熬，以及在我四周呼啸爆破的大炮声。
逐渐的，原本担心我不免一死的痛苦念头慢慢消退。虽然射击仍然分成几个梯次进行，但是要在梯次间逃出根本不可能，主要是因为落入警卫手中的危险。
除了继续安静躺在那里实在别无他法。等到我吃过一点午餐后，甚至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很显然，神经系统经过这一番剧烈的折腾，急切需要休息。我不知道我睡了多久，但是等我醒来畾韬近黄昏，周遭安静无声。
当我完全醒过来，恍然大悟我躺在那里的原因之后，不禁满怀喜悦庆幸自己还活着，等到这股自我中心的喜悦退却之后，我才突然想起并关切我那不幸的同伴。所以我悄悄爬出坑里，好好环顾四周，走向他应该躺着的地方。
当我看到他一动也不动，简直吓坏了，虽然我认为、甚至蛮肯定他只是在睡觉，但是当我突然瞥见他脚上的血迹，整个人却失去理智，前一天所有的仇恨全都转成怜悯。怀着几小时前我还为自己生命感到的恐惧，我赶紧蹲下来，好像仍然本能地怕被人看见。
我就蹲在那里，直到助手们手脚并用爬了过来。他们看到我以奇怪的神色看着四肢大张的卡本科，接着注意到他脚上的血迹，都觉得他已经遭到不测，也开始直直瞪着他。就如他们事后告诉我，他们也很肯定他已经死了。
我们就这样好像自我催眠的呆着不动，直到偶然间可润斯基使我们从茫然中惊醒过来。就如他事后所解释，当时他突然觉得脚上的鸡眼隐隐作痛，就倾身向前调整一下姿势，注意到卡本科的外套边缘规律的起伏着。他再往前爬了一步，肯定他正在呼吸，就以一声喊叫告诉我们。
我们立刻回复神智，也往前爬行，就在壕沟边，围在一动也不动的卡本科身旁，我们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慎重商讨要如何是好。突然间透过某种默契，我们以手臂搭成一张椅子，把卡本科带到河边。
我们停在一栋老旧的砖块工厂废墟边，在那里匆匆忙忙拿我们的衣服做了一张急就章的床，把卡本科摆在上面，然后开始检查他的伤势。他的一脚似乎被炮弹碎片擦破，但所幸没有伤到要害。
因为卡本科仍然昏迷不醒，也没有人知道怎么办，其中一人就跑去找一位我们在城里的朋友，一位助理外科医生，他也是大教堂唱诗班的成员；而其它人则帮忙清洗伤口，并想办法包扎。
这位助理外科医生立刻坐着单座双轮马车赶来，我们对他解释这意外是在我们捡拾黄铜时发生的，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会有射击练习。他检查伤口，说它没有大碍，昏厥是由于失血引起。事实上，当他涂了一些嗅盐，病人立刻就苏醒过来。
我们当然都乞求这位助理外科医生不要告诉别人这场意外的发生经过，因为那铁定会使我们惹来大麻烦，因为当时严格禁止侵入射击靶场。
等卡本科一醒过来，他环顾在场每个人；他把眼光停留在我身上的时间最长，并泛起一丝微笑，使我的心里为之一动，充满了悔恨和怜悯。从那时起我就觉得他亲如我的兄弟。
我们把病人抬回家，向他的家人解释说，我们穿越一处峡谷去钓鱼时，一块石头松动而掉下来匝到他的脚。
他的父母听信我们的说法，而我征求他们同意每天晚上守在他的床边，直到他康复为止。当他仍然躺在床上相当虚弱的时候，我就像一位好心的兄弟照顾他，而我俩天南地北聊着天，一份深厚的友谊也开始滋长。
至于我俩对那位「仕女」的爱意，亦即这一切的缘起，在卡本科与我的心中都突然烟消云散。
在他复原不久之后他的父母把他带到俄国，日后他在那里通过考试，进入某所技术学院就读。
在这次事件之后好几年我都没有再见到卡本科，但是每逢我的圣徒纪念日及生日时我都会收到他的长信，在信中他通常会先详述自己内、外在的生活，然后列出一大串他感兴趣的问题，询问我的意见，主要都是关于宗教方面。他首度对于我们的共同信念感到兴趣，是在我们那场决斗的七年后。
某个夏天，他乘着驿马车到卡尔斯城度假──当时那里还没有铁路──他路过亚历山卓普，听说我当时在那里，就顺道过来看我。我那年夏天到亚历山卓普，是为了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独自进行一些与我当时甚感兴趣的问题有关的实验，亦即关于声音振动对于不同类型的人以及其它生物体的影响。
他抵达的那一天我和他一起午餐，并提议他跟我到一个大型马厩，我已把它改成一个独树一帜的实验室，成为我每天下午报到之处。他查看了我在那里的各种东西，对于我的实验深感兴趣，以致于当天他回卡尔斯拜访家人后，决定在三天之后回来。等他回来后整个夏天几乎都跟我在一起，偶尔花个一两天回卡尔斯看他的家人。
等到夏天结束时，我们刚组成的团队，亦即「真理探寻者」的几位团员到亚历山卓普跟我会合，以便在亚美尼亚的旧都阿尼废墟附近做一些挖掘。在这次远征中卡本科首次加入我们的行列，他和其它团员接触几周之后，也逐渐对吸引我们的问题感到兴味十足。
远征之后他回到俄国，后来获得采矿工程师的文凭。接下来三年我们都没有见面，但却保持通信，因此并没有失去联络。在这段时间卡本科也与他在「真理探寻者」结识的其它成员通信。
等到三年之后他成为我们原始团体的正式会员，此后参加过我们在亚洲及非洲的几次重大远征。
在某次远征中我们打算从帕米尔地区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却发生一次意外，导致卡本科英年早逝。从一开始我们就面临极度的困难。我们在攀登喜马拉雅山西北方山坡的路上，准备穿越一处陡峭的山路，却发生一场大雪崩，把我们全数埋在雪堆及冰里。除了两人之外，其它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雪堆中 爬出。虽然我们尽快把另外两人挖出来，但是他们已经死了。其中一人是贝伦X，一位热中的神秘主义者；另一位则是我们的向导卡拉提尔·汉努。
因为这场不幸，我们不但失去了两位好友，更失去了对这一带了如指掌的向导。
顺带一提，我必须说明印度喀什山及喜马拉雅壮阔山脉之间的整个地区，亦即这次意外发生的地点，是一片狭窄而纵横的峡谷迷宫，在我们游走过的地区中，这是地表上由类似的地壳剧变而导致的地形中，最令人迷惑的一处。这些地带似乎被高等力量有意造得如此困惑而复杂，好让没有一人胆敢闯关通过。
在这场夺走我们向导的意外之后──而这位向导是圈内人公认最熟悉这些区域每个七拐八弯的人选──我们徘徊了几天，想从这个极为荒凉的地区找到一条出路。
「难道他们没有地图或指南针吗？」每一位读者无疑都会这样问。
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的设备不但一应俱全，还超乎所需，但事实上，如果在这些渺无人烟地区并没有所谓的地图，对旅人恐怕才是一大幸事。
所谓地图，根据我的朋友耶洛夫常说的，在某种语言被称为khormanoupka，意指「智能」，而「智能」在那种语言则有如下特色：「二加二等于七点五减去三和一点什么东西的心智证明。」
依我之见，使用当代地图时最好取法一句明智的格言：「如果你想做成什么事，就向一位妇人讨教，然后反其道而行。」
地图也是如此：如果你想要找出正确的道路，就参考地图，然后反向而行，那么十拿九稳会抵达你想去的地方。这些地图对于那些坐在书房中，既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到哪里去，却想撰写各式旅游及冒险书籍的当代人来说，也许绰绰有余。其实，这些地图对这种人再好不过了，因为多亏这些地图他们才更有余裕杜撰那些天马行空的故事。
对于某些地区也许真有优秀的地图，但是在我一生所需使用的地图中，从中国古地图到许多国家特别的军事地形图，却从未见过一份在真正需要时能派上用场的地图。有时候，某些地图或多或少也许能帮助旅人在人烟稠密处找到他们的路，但是在人迹罕至之处，亦即真正需要地图的地方，例如中亚细亚，那么就如我一向所说，没有地图反而比较好。因为图上的现实状况都被扭曲到荒谬的程度。
对于真正的旅人而言，这类地图都会造成许多讨厌而恼人的后果。例如让我们假设，根据地图的指示，你在次日会穿越一个高海拔地区，你当然预期它会很冷。在晚上打包整装时，你就把御寒的衣物拿出来，把它们放在一边。当你把其它东西放入背包内，摆在牲畜的背上时──不管是马匹、牦牛还是其它什么的──你会把暖和的衣物摆在背包最上方，以便需要时随时可以取出。
好啦，结果次日几乎总是发现，虽然地图这样指引，但是你却得往下穿越河谷和低地，因此不但不如你预期的寒冷，反而热不可当，你真恨不得脱光身上的衣服才好。但是因为暖和的衣物既没有打包，也没有紧紧 系在牲畜的背上，因此每走一步就摇来晃去，扰乱平衡，不但打扰牲畜，也使旅人本身烦不胜烦。而在穿山越岭的漫漫长路中重新打包是什么滋味，只要曾经亲身经历，哪怕只有一次，都能了解其中甘苦。
当然，若是代表某个政府或是为了某项政治目的而旅行，并获得大笔的资助，或是受到某位银行家遗孀或是热心的通神学者的慷慨解囊，一个人也许能雇用大批挑夫来打包及重整一切行李。但对于一位道地的旅人这一切却都得自己来，而即使他有仆人，他也得助他们一臂之力，因为在艰辛的跋涉中，一位正常人很难在别人辛劳工作时袖手旁观。
这些当代地图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某些我曾经亲眼领教过的绘制手法。那件事发生在我和「真理探寻者」几位成员行经帕米尔高原，翻越亚历山大三世峰的途中。当时土耳其斯坦军事地形部的测量总部就设在山颠附近的一座谷地中。测量局长是一位上校，也是我们某位同伴的好友，因此我们特地到他们的营地拜访。
这位上校有几位年轻的参谋军官担任助手。他们热情的欢迎我们，因为他们已经在那个方圆几百哩都没有人烟的地方待了好几个月。我们跟他们一起住了三天，打算在他们的营帐里好好休息一番。
就在我们准备离去时，一位年轻军官要求跟我们同行，因为他必须在我们前进的方向绘制一份两天路程的地图。他并带了两位下士担任助理。
我们在某个山谷碰到一处喀拉每吉尔吉斯游牧人的营地，并和他们攀谈起来。这位与我们同行的军官也能讲他们的语言。其中一位喀拉每吉尔吉斯人年纪颇大，显然饱经世事，阅历丰富。这位军官、我的一位朋友和我自己就请这位老人和我们一起用餐，希望能从他对这些地区的认识获得我们所需的信息。
我们就一起吃饭聊天。我们带了羊胃袋，里面塞满美味的炖羊肉，这位军官也带了伏特加酒，是他从塔什干捎来的。这种酒很受这些游牧民族喜爱，尤其是他们自己的族人没有看到他们在喝酒时。把伏特加一饮而尽后，这位喀拉每吉尔吉斯人就说出他对这些地区的种种提示，并指点我们如何找到某些有趣的景点。他指向一座山顶终年积雪不化、我们早已熟知的山脉说：「你们看到那里的山峰吗？嗯 ，在它后面是这个……那个……著名的伊思卡德洞穴也在那里。」这位军官把这一切全都速写在纸上。顺带一提，他是一位相当优秀的艺术家。
等到我们酒足饭饱，那位喀拉每吉尔吉斯人回到他的营地后，我细看这位军官画好的素描，发现他并没有把那位老人描述的一切画在山脉后方，而是画在山脉前方。我把这项差异指给他看，显然他把「前面」与「后面」搞混了，因为这种语言中「后面」(bou-ti)与「前面」(pou-ti)的发音非常接近，不熟悉这种语言的人听起来几乎没有两样，尤其是它们和其它字眼很快带过时。
当我把这一切解释给那军官听时，他只说：「喔，算了吧，该死！」然后把速写簿重重阖上。他已经画了将近两小时，当然不希望重头来过，尤其是我们已经准备上路了。
我敢担保这份速写后来会一五一十呈现在地图上。日后，印制地图的人因为从未到过这些地方，不会把那些细节印在山脉正确的一方，而会印在另一方，而那当然就是我们旅人弟兄期待找到的地方。制作这些地图的相关流程，几乎毫无例外都是这副德性。因此，当一张地图指示你正要渡河，你应该不会太惊讶地发现原来你正要穿越一处「喜马拉雅山先生的掌上明珠」。
因此我们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漫无目标徘徊了几天，审慎观察以避免遇到那些打劫的土匪。当时他们可不怎么喜欢落在他们手上的欧洲人，而会以庄严的仪式把他们转变成俘虏，日后再以同样庄严的仪式拿他们跟这地区其它部落的居民交换一匹好马，或是一把最新型的莱福枪，或就是一位年轻姑娘，她当然也是俘虏。
我们从一地走到另一地，来到一条小溪边，决定缘溪而行，心想它最后一定会带我们到某个地方。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会把我们带到南方或北方，因为我们置身于一处分水岭。
我们沿着这条小溪岸边尽可能往前走，但不久之后河岸就变得非常陡峭，几乎无法通行，因此我们决定沿着小溪本身的河床行走。
我们才走了不到几哩，就发现小溪的水位因为几条小支流的冲积而暴涨，因此我们无法继续沿着河床行走，而被迫停下脚步，认真思索要如何前进。
等到漫长的讨论后，我们决定宰杀所有的山羊，这些我们用来运输行李以及供我们维生的牲畜，以便拿它们的皮做成羊皮囊，充气之后把它们绑在木筏上，以便进一步顺流而下。
要屡行这项决定，我们在小溪不远处选了一个方便的地点，能使我们轻易抵挡任何危险，然后在此处扎营。因为当时天色已晚，不可能再做什么，我们就以平常的方式生了火、吃了饭，然后躺下来睡觉，当然安排了守夜者轮流看守。
隔天早上第一件事，我们征得良心的同意（这良心就如其它当代人一样早已堕落，完全吻合地狱的必要条件），宰杀所有的山羊，就在前一天我们还把它们视为克服旅途险阻的忠诚朋友和同伴。
在这番令人惊叹的基督教回教表现之后，我们其中一人开始把羊肉切成小块，以便加以炭烤再装入一些羊皮内；有些人开始准备羊皮囊，为它们吹气；其它人则把羊肠扭曲做成绳索，好把木筏绑在一起，并 系上羊皮囊；还有一些人，包括我在内，则带着斧头去寻找适合做木筏的木材。
我们一路寻找，离营帐越来越远。我们在寻找一种当地叫做karagatch的悬铃木以及一种多纤维的桦树。在当地所能找到的树木中，我们认为只有这两种木材经得起在窄道或急流处与大石头的撞击。
在营地不远处我们看到的主要都是无花果树和其它不够强壮的树种。就在我们一路检视树木时，突然看到地上坐了一位当地部落的人。我们彼此交换意见后，决定走向他，问他在哪里可以到我们需要的树木。等我们一走近，看到他衣衫褴褛，而且从他的脸就可以断定他是一位苦修者（ez-ezounavouran），也就是为了拯救自己灵魂而下功夫的人，或是如欧洲人所说，一位苦行僧。
因为我在此用到「苦行僧」这个字眼，我认为在此稍微偏离主题，谈谈这个有名的字眼并不算多余。事实上，它是一个空洞的字眼，因为被赋予不正确的意义──在近代尤然──而对当代的欧洲人造成一种自动作用，也成为他们思想能力不断衰落的主因之一。
虽然欧洲人对「苦行僧」这个字所赋予的意义并不为亚洲人所知，然而在亚洲各地几乎都使用这个字。苦行僧（fakir），或更正确的说fakhr，在土库曼语的字根是「乞丐」，而在语言衍生自古土库曼语的亚洲各民族中，这个字传到今天指的是「骗徒」或「诈欺者」。
事实上，要表达「骗徒」或「诈欺者」的意思，这些民族会使用两个不同的字，皆衍生自古土库曼语。其中之一就是「苦行僧」，另一字则是lourie。前者是指利用别人的虔诚信仰来诈骗，后者仅是利用别人的愚蠢行骗。顺带一提，lourie这个字也用来描述吉普赛人，既指整个民族也指个人。
一般说来，其它民族和世界各地的人都认为吉普赛人过着游牧生活。他们主要从事马匹交易、修东修西、在宴席上唱歌、算命及类似的行业。他们通常选在人口密集处扎营，利用各种伎俩来欺骗无知的市民和村民。因此描述吉普赛人的lourie这个字，自古以来在亚洲就用来形容骗徒或诈欺者，不管他属于哪个民族。
若要表达欧洲人对「苦行僧」这个字所赋予的错误意义，亚洲诸民族有几个字可以用，最常见的就是「苦修者」，它源自土库曼口语，意指「一个鞭打自己的人」。
我自己曾经读过及听过欧洲人对于所谓苦行僧的许多说法，认定他们的把戏神乎其技又不可思议，然而究其实，在亚洲一般正常的人民看来，这类特技都是由没良心的较高级骗徒和诈欺者耍弄罢了。
要显示欧洲人对这个字的错误定义所造成的混淆，我大可以说，虽然我曾经遍游欧洲人以为这些苦行僧居住的各个国家，却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人；但是我在最近的确有幸遇到一个根据亚洲人的说法，可算是道地的苦行僧，只不过不是在欧洲人认为他们居住的国家，如印度之类，而正是在欧洲的心脏，在德国柏林。
有一天我正沿着伯爵大道（Kurfurstendamm）往动物园大门的方向漫步时，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个失去双腿的跛子坐在一辆小小的手推车上，转着一台老旧的八音盒。
在德国的首都柏林，就像其它具体而微呈现当代文明的大中心一样，禁止人们大喇喇的乞求施舍，但是任何想要乞讨的人，只要他摇奏一台手风琴，或是贩卖空火柴盒或猥亵的明信片及类似的文宣，就不会被警察刁难。
这位乞丐，穿着德国士兵的制服，转着手上五音不全的八音盒。当我经过时，丢给他几枚小硬币，刚好瞥见他的脸，发现他非常眼熟。我并没有询问他，就像我当时以及现在一样，不会冒险以一口破德文对陌生人搭讪，但是我却开始思索以前到底在哪里见过他。
等我办完事后，沿着同一条街回来，看到这位跛子还在那里。我慢吞吞地走近他，仔细端详他的脸，试图回想为什么他的脸这么眼熟，但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只有等我来到罗曼咖啡馆时，才突然想起此人就是某位妇人的丈夫，几年前我在君士坦丁堡时，这位妇人揣着一封介绍信被我的一位密友派来，信上恳求我医治她。这位妇人的丈夫先前是一位俄国军官，似乎曾跟着仁格尔将军的军队从俄国撤退到君士坦丁堡。
然后我记起这位少妇来看我时，一边的肩膀脱臼，身上到处都是淤青。当我忙着调整她的手臂时，她告诉我因为她拒绝把自己以一个好价钱卖给某位西裔犹太人，因此遭丈夫鞭打。我透过两位女医生的帮助，总算把她的肩膀还原，之后她就离开了。
两、三星期后，有一天我正坐在君士坦丁堡一间名叫「黑玫瑰」的俄国餐馆，这位少妇走到我面前，朝着和她坐在一起的男人的方向一点头说：「他就在那里──我丈夫，」然后加上，「我和他言归于好了。他其实是个很好的人，虽然有时候会大发脾气。」说完这话，她就快步离开。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她是怎样的女人。之后我坐在那里，久久审视这位军官的脸，因为我对于这种罕见的类型很感兴趣。
而现在这位军官坐在这里，一个失去双腿的跛子，穿着德军的制服，转着一台八音盒，收集德国小硬币。在一天之中许多好心的过路人会把多少小硬币扔给这位不幸的战争受难者哪！
在我看来，这个人才是亚洲人理解中道道地地的苦行僧；至于他的双腿，但愿我自己的双腿和他一样强健！
好了，这已经说够了；让我们回到先前的故事吧……
所以我们走向这位苦修者，打过适当的招呼后在他身边坐下。在询问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前，我们先遵守这些人约定俗成的礼节，和他随意攀谈。
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一带居民的心理状态和欧洲人大相径庭。在后者之间，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亚洲人可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的心灵可是高度二分。这一带的人，不管表面上对你多么礼貌友善，心里却可能对你恨得半死，想尽办法要伤害你。
许多跟亚洲人住了几十年的欧洲人并不了解这种特性，只根据自己评断别人，因此总是损失惨重，并造成许多本可以避免的误解。这些亚洲人都充满自尊及自爱。每个人不管地位如何，都要求别人把他当成一个人看待。
在亚洲人之间，要事都摆在后面，一个人要谈起它必须假装只是顺带提起；若非如此，那么他们充其量只会告诉你往右边走，而实际上你应该往左边走。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一切照规矩来，那么他们不但急切想要帮你，如果可能，甚至愿意帮你走到目的地。
因此，当我们走近这个人时，并没有立刻问他我们想知道的事情。在我们遵守必要的规矩之前，老天爷可禁止我们这么做。
等我们在他身边坐下，就先赞美这里的风景多么美丽，并告诉他我们是第一次来到此地，并问他对周遭环境是否满意，诸如此类。到后来我才装作顺口一提：「我们为了某个目的需要某种木材，但是我们在附近都找不到。」
他回答说他很抱歉不知道这种木材要到哪里找，因为他来这地区还不久，但是某位受人尊敬的老者，亦即他的老师，可能会知道。他就住在山丘后方的山洞里，已经在那里住了很久，对当地很熟。
因此他站起来准备往他的老师走去，但是萨里.欧格立医生请他止步，问说我们是否可以一起会见他可敬的老师，亲自询问我们需要的木材。他回答说：「当然，我们一起走吧。他几乎是个圣人，随时准备帮助别人。」
当我们走近时，大老远就看到一个人坐在草原中的一棵树下，我们的向导不等我们，就径自跑向他，对他说了一些话后，示意我们向前。
我们行礼如仪后，就在他身边坐下。在那一刻另一位当地居民也过来坐在我们身边，原来他也是这位可敬苦修者的弟子。
这位老人的面孔在我们看来实在无比慈祥，一点也不像凡人，因此我们不像平常一般拐弯抹角，也不做任何隐瞒，就直接告诉他我们的遭遇，以及我们怎么打算走出这个地区。我们也告诉他为何前来看他。
他专注地聆听，想了一会儿之后开口说，那条使我们受阻的小溪是基察尔河(Chitral)的支流，后者流进喀布尔河，然后再流进印度河。他告诉我们，有许多路可以走出那个地区，但是全都漫长又难走。如果我们能照原订计划旅行，而且如果我们能有幸避免那些对陌生人并不友善的河岸居民，那么我们的计划就是最上乘的安排。至于我们寻找的木材，他认为根本不合适，要达成目标的最好木材要属红玉髓樱桃木，他并补充说在我们来时路的左方有一处小山谷，那里长满了这种树木。
突然间附近传来一个声音──那种使人从头到脚毛骨悚然的声音。那位老人不疾不徐转过头去，用苍老的声音以特别的方式一喊。然后，从草丛间，出现一支巨大的灰熊，充满美感及力量，嘴里衔着一个东西。当它走近我们，这个老人又喊了一次，然后这支熊以闪烁的眼睛盯着我们，慢慢走向他，把嘴里的东西放在他脚边──然后转过身，一摇一摆走回草丛间。
我们完完全全被震慑住了，浑身上下抖得如此厉害，牙齿不禁格格作响。
这位老人以慈祥的声音对我们解释，这只熊是他的好友，有时候会带玉蜀黍给他，那就是这只熊放在他脚边的东西。
即使听过这番安抚的话，我们仍然无法完全回复神色，而在沉默中面面相觑。然后这位老人重重地站起来，使我们从茫然中回过神来。他说现在是他例行散步的时间，如果我们愿意，他可以陪我们走去长满这种樱桃木的小山谷。
然后他说了一声祈祷，就径自走在前头，我们和他的学生都跟在后面。在小山谷中果真长满了这种樱桃木，大伙儿就开始砍伐这种我们需要的树木，并选最大棵的砍，老人也在一旁帮忙。
等我们砍够了两大捆木头，我们就征询这位老人是否愿意跟我们回到不远的营地，并允许我们一位朋友为他做一幅特别的画像，这可以透过一个特殊的小机器立刻完成。一开始这位老者拒绝，但是他的徒弟帮我们说服他，因此我们就扛着木材，走回其它同伴工作的小溪边。一走向他们我们就快速说明原委，史基洛夫教授就拿出他的照相机为老人拍照，然后立刻冲洗。
当他冲洗照片时，我们都来到一棵无花果的树荫下，围坐在老人身边。薇德薇兹卡雅也在其中，她的脖子整个被包起来，因为几个月来她的喉咙一直非常疼痛。这种病在山区很常见，外表很类似甲状腺肿。
这位老人看到她的绷带，就问说她的喉咙怎么了。我们向他解释之后，这位老人把她叫过来，仔细检查她的肿块。他要薇德薇兹卡雅躺下来，开始以不同方法按摩肿块，一边轻声念着一些字眼。
按摩二十分钟之后，薇德薇兹卡雅巨大的肿块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消退，使我们大吃一惊，再过二十分钟后，肿块已经消失无踪。
就在那时史基洛夫教授冲洗好那位老人的相片向我们走过来。他也深感震惊，就对老人深深一鞠躬，谦卑地请他治疗一个肾脏的宿疾，过去几天来他深受其苦。
这位苦修者询问这项毛病的许多细节，然后立刻遣走一位弟子，后者很快带回某种小型灌木丛的根。这位老者把树根递给教授，并说：「你必须以一份树根和两份这里随处可见的无花果树皮一起熬煮，连续两个月， 每隔两天在临睡时喝下一杯熬汁。」
然后他和弟子仔细端详教授送来的照片，他们都非常惊讶，尤其是他的徒弟们。我们邀请老人和我们一起享用新鲜炖羊肉配pokhand糕饼，他并没有拒绝。
在谈话时我们得知他先前是阿富汗王侯──亦即现任王侯的祖父──的炮兵官。在他六十岁时在一场阿富汗与巴鲁吉斯对欧洲某国的叛变中负伤，之后就回到家乡科仁森。等他的伤势完全复原之后，并不想如平常回到原来岗位，而决定在余生致力救赎自己的灵魂。
首先他和波斯的托钵僧接触；后来成为浸信会教友，不过为时并不长；之后，等他回到阿富汗，就进入喀布尔附近的一间修道院。等他了解所需的一切，并且深信他不再需要与人为伍后，就开始寻找一个远离人烟的僻静角落。找到这样一处地方后，他就安顿下来，与几位希望依据他的指引过活的人相伴，并等待死亡的降临──因为他已经九十八高龄，在当时很少人能活过百岁。
当这位老人准备离去时，耶洛夫对他开口，问他是否能好心指点他如何治疗眼睛。几年前在海地区，他曾经感染沙眼，虽然试过各种疗法，却无法医好，而转变成慢性病。耶洛夫说，「虽然我的眼睛不会一直困扰我，但是每天早晨都因为分泌物而张不开，如果气候一改变或遇到暴风沙，就会变得很痛。」
这位苦修者建议他把一些硫酸铜磨成细粉，每天晚上临睡前以自己的唾液濡湿一根小针，沾一点磨碎的硫酸铜，涂在眼皮之间；然后持续这项治疗一段时间。
等他对耶洛夫提出这项建议后，这位可敬的老人就站起来，对我们每人做出在当地代表祝福的手势，然后回到他的住处，我们全体队员，甚至包括狗儿在内，都一起陪他回去。
在路上我们又和老者谈起话来。突然间，卡本科不经商量，就径自以乌兹别克话对他说：
「圣父啊！因为命运使然我们得以在这么不寻常的地方遇到您，一位不但在日常生活、也在为死后生命做准备的层次上深具知识又经验丰富的人啊，我们深信您不会拒绝给我们建议──当然如果这有可能的话──指点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以及应该遵守什么理想，以便最终能够活出老天爷的安排，不枉生而为人。」
这位老人在回答卡本科这个奇怪的问题前，先环视四周，好像在寻找什么，然后走到一棵倒地的树干旁。
他在树干上坐下来，然后我们也坐下来，有些人坐在树干上，有些人席地而坐，然后他转向我们，慢慢打开话匣子。他对于卡本科问题所做的回答演绎成一篇颇长的训示，饶富趣味和意义。
这位苦修老者的话我日后也会记录下来，但只会刊在我第三系列的写作，标明「人的灵体，根据律则的需要及显现的可能性」的那一章。这里，我只会敍述这位可敬老人的治疗结果，这是我在多年后经询问证实的。
从此以后薇德薇兹卡雅就没有再犯过先前折磨她的毛病，甚至没有任何症候。史基洛夫实在不知要如何感谢这位也许永远治好困扰他十二年宿疾的老人。至于耶洛夫，一个月之后他的沙眼就治好了。
在这次对我们都深具意义的事件后，我们在那里留了三天，期间我们劈柴、制作木筏、准备我们计划的一切。第四天清早这艘就地取材的木筏下了水，我们登船之后就开始顺流而下。
一开始我们这艘特别的小艇无法只凭着水流航行，在某些地方我们还得推它一把，在其它地方甚至还得扛着它，但是等到水位越深，木筏就越容易自己行驶，即使船上的负荷不轻，有时候它甚至如着魔般疾驶而下。
我们不能说自己完全安全无虞，尤其是当木筏经过窄道以及与石头碰撞时；但是等到我们深信它坚实牢固，而且工程师森撒诺夫想出的发明十分有效之后，我们就放下心来，甚至开起玩笑来了。这项由工程师森撒诺夫想出的巧妙发明，是在木筏前面和两边各绑两个羊皮囊，以此做为撞到石头时的缓冲。
我们顺流而下的第二天，和一帮当地人互相开火，他们显然属于河岸边的一个部落。
在枪击中卡本科受了重伤，两年之后在俄国中部的一个小城过世，当时他还相当年轻。
罕见而诚挚的朋友啊，请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