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奇人相遇
第四章 柏格切夫斯基
柏格切夫斯基，或又稱艾弗利希神父，迄今仍然健在，而且有幸成為埃辛(Essene)兄弟會總修院大主教的助理主教——埃辛兄弟會距離死海岸邊不遠。
根據某些推測，這個兄弟會創始於基督降生之前一千二百年，而耶穌基督便是在這個兄弟會中接受他的第一次啟蒙。
我初遇柏格切夫斯基，或艾弗利希神父時，他還很年輕，剛剛結束他在俄國神學院的課程，擔任卡爾斯軍中大教堂的職事，等待受命成為神父。
他來到卡爾斯不久，就應允我的第一位導師波爾許司祭長的要求，取代克雷斯托夫斯基，成為我的老師——克雷斯托夫斯基是另一位神父候選人，幾個星期之前剛接到任命，將到波蘭某軍團上任軍中牧師，柏格切夫斯基便接任他在大教堂的執事一職。
事實證明柏格切夫斯基是一個很好相處、很和善的人。他很快便獲得大教堂中所有神職人員的信任，甚至另一位神父候選人波諾馬連珂也不例外——波諾馬連珂粗魯無文，是個不折不扣的大老粗，跟誰都處不來，柏格切夫斯基卻和他處得很好，甚至和他住在一起，就在軍中消防隊旁的公共花園附近。
雖然我那時年紀還小，卻很快和柏格切夫斯基成為好友。我一有空就去看他；如果下午有課，我常在下課之後留下來，或是準備功課，或是聽他和波諾馬連珂以及常常來訪的熟人談話。有時候我會幫他們做一些簡單的家務。
經常來訪的人當中，有一位是陸軍工程師，名叫佛西斯拉夫斯基，他是柏格切夫斯基的同鄉。另一位是炮兵軍官，也是爆破專家，名叫寇茲敏。他們在煮茶的銅壺四周一坐，就會天南地北聊起天來。我總會注意聆聽柏格切夫斯基和他朋友的談話。
那時候我大量閱讀各類希臘文、亞美尼亞文和俄文的書籍，因此我對很多問題都很感興趣。但由於我年紀尚小，自然不能加入他們的談話。他們的意見對我而言很具權威，而且當時我也因為他們學歷比我高而對他們敬重有加。
順帶一提，這些人聚在我的老師柏格切夫斯基家裏，以聊天排遣在那個遙遠又無聊的邊城的單調生活，而就是他們的談話，喚醒了我此生對於抽象問題不曾稍減的興趣。
因為這項興趣在我的人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在我往後的生活留下了明顯的印記，又因為那些挑起我這項興趣的事件，其發生時期正好屬於我對柏格切夫斯基回憶的一部份，所以我將在此稍加駐留。
某次，在一場那樣的談話當中，興起關於降神術的熱烈討論；除了其他神秘現象之外，他們談到了當時到處都為之著迷的靈動術。那位陸軍工程師一口咬定，這種靈動術是由神靈的參與而發生的。其他人否定這一點，而將它歸因於別種自然力，像磁力、引力，以及自我暗示等；但是沒有人否定事實本身的存在。
就像平常那樣，我凝神傾聽；他們的每一項見解都令我深感興趣。雖然我已經「天南地北」讀了一大堆書，這種事我還是頭一次聽聞。
這場關於降神術的討論在當時特別讓我印象深刻，因為我一個心愛的妹妹才剛死不久，失親的傷痛還沒完全癒合。在那些日子 裡，我常常想起她，並且不自覺地興起死亡和死後生命的問題。那個晚上他們所說的，似乎應和著我一直不自覺地思考、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他們談到後來，決定用一張桌子來作實驗。這個實驗需要一張三支腳的桌子，而房間的角落裏就有一張。但做這種實驗的行家，也就是那位陸軍工程師，卻不用它，因為那張桌子 面有鐵釘。他解釋說，用來做這種實驗的桌子不可以含鐵，於是他們派我去問問鄰近的一位照相師。當我發現他正有一張這樣的桌子，便將它帶了回來。
當時是晚上；我們關上了門，熄了燈，就把我們的手以某種方式放在桌上，然後開始等待。
沒錯！大約過了二十分鐘，我們的桌子開始移動，而當那位工程師問起我們每個人的年齡，它便用一支腳點出我們的歲數。它如何點地，又為什麼那樣點地，我完全不能理解；我甚至不曾打算對自己解釋。那浩瀚而未知的領域在我面前打開時，給了我多麼強烈的印象！
我所聽見、看見的，是那麼深深地撼動我，以至於當我回到家以後，整個晚上以及第二天早上，都在想著這些問題，我甚至決定在上課時請教波爾許神父。我真的向他發問，並告訴他前一個晚上的對話和實驗。
「那全都是荒唐！」我的第一位導師說道。「別去想，也別去碰這種東西。想想看什麼東西可以讓你過個起碼的生活，學那種東西就好了。」
他忍不住又說：「算了吧！你這個小蒜頭，」——這是他最愛對我說的稱呼——「想想看，如果神靈真的能夠用一支桌腿點地，那意思就是說祂們有某種物理力量。如果祂們真有那種力量，為什麼要用桌腳點地這麼白癡、又這麼複雜的方式跟人溝通呢？祂們應當能夠經由人們的觸覺或其他方式表達祂們所要說的一切呀！」
雖說我很看重這位年老導師的意見，我卻無法不加批評、照單全收他斷然的回答，尤其是我覺得比較年輕的指導老師和其友人受過神學院以及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的訓練，或許會比那位在科學尚未如此發達的年代受教育的老人家懂得更多。
職此之故，儘管我對這位老司祭長敬重有加，但在某些比較玄的事物上，我卻懷疑他的觀點。
我的問題就這麼懸著；我讀著柏格切夫斯基、司祭長以及其他人給我的書，希望能為我的問題找到答案。然而我的課業不允許我對其他無關的問題思考太久，因此一段時間之後，我就忘了這個問題，把它拋到腦後去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跟每位老師——包括柏格切夫斯基在內——努力學習，只有在假日時，才偶爾到舊友簇居的亞曆山卓普去探訪叔叔；我去那兒也是為了賺錢。我總是需要錢供我個人花費：買衣服啦，買書啦等等，偶爾也資助某位家人，他們當時都很缺錢。
我到亞曆山卓普去賺錢，第一點，因為那兒認識我的人都把我看作「萬事通」，老要我為他們修理東西：張三要我修個鎖、李四要我修個表、王五要我用當地石塊鑿一個爐灶、趙六要我繡個靠墊作妝奩，或擺在客廳作為裝飾品。簡而言之，我在那兒有許多顧客，也有許多活而可做。
以那個時代而言，他們付給我的工資算是很好的了。其次，我之所以到亞曆山卓普去賺錢，也因為在我青稚的想法中，我在卡爾斯是處在「有學問」、「高尚」的人群中，我不想讓他們知道我是個工匠，或懷疑我的家庭缺錢用，因此必須讓我當一個卑微的工匠賺取自己的生活費。在那個時候，這一切都深深傷著我的自尊心。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在復活節的時候照例來到離卡爾斯只有六十哩的亞曆山卓普，跟我的叔叔一家人同住。我和叔叔很親；他最疼愛的一直是我。
到訪的次日，在吃晚餐的時候，我的嬸嬸對我說了一些話，其中有一句是：「聽著，小心別發生意外！」
我嚇了一跳。會有什麼事發生在我身上？我問她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自己也不怎麼相信，」她說，「但是一個算命的算了你的命運，有一些已經應驗了，我怕其他的也會應驗。」接著她便告訴我：冬天剛開始的時候，那個半癡呆的依昂 ．阿修卡·馬迪若思一如往年，來到亞曆山卓普。不知何故，我的嬸嬸心血來潮把這個算命半仙請到家裏，要他預測我的將來。他預言許多我將遭遇的事，根據她的說法，有一些已經應驗了。然後她指出在這段期間一些的確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但是感謝上帝，」她繼續說，「有兩件事還沒發生：第一件，是你身體的右側會長一個大瘡，另一件是你將遭槍炮之災。所以，你到了人家射炮彈的地方，要非常小心哪！」她如此作結，並聲明她雖然不相信那個瘋子，我最好還是小心一點。
她的話令我大為震驚，因為兩個月前，我身體的右側的確長了一個瘡，使我必須每天到軍醫院去換紗布，足足治療了一個月。但我不曾將這事告訴任何人，甚至家裏的人也都不知道，嬸嬸住得這麼遠，怎麼可能知道呢？
然而，我並未因此重視嬸嬸告訴我的話，因為我一點也不相信這種算命，因此很快便忘了這段預言。
在亞曆山卓普，我有一個朋友名叫發提諾夫。他有個朋友名叫戈巴孔，是巴庫軍團一位連長的兒子，那個軍團駐紮在希臘區不遠之處。
就在我嬸嬸對我說了那些話之後大約一星期，這個發提諾夫來找我，要我跟他和他的朋友去獵野鴨。他們要去阿拉圭茲湖，它位於一座同名的山腳下。
我想那會是一個休憩的好機會，便同意加入他們。我真的很累了，因為我已經埋首苦讀某些神經生理學的有趣書籍好一陣子了。再者，打從孩提時代，我就一直喜愛射擊。
當我才六歲的時候，有一次，我沒經父親同意就拿了他的萊福槍去射麻雀，雖然第一槍就把我震倒了，但這不但不曾令我洩氣，反倒增加了我對射擊的熱愛。當然他們立刻把那支萊福槍拿走，把它掛得高高的，讓我碰不到。後來我用舊的彈藥筒為自己製作了一支，子彈則以玩具槍所用的厚紙板子彈權充。當我這支萊福槍裝上小鉛彈的時候，命中目標的能力不會輸給真槍，於是這種槍在我的同夥中炙手可熱；他們開始向我訂購這種武器，而我除了被奉為絕佳的「槍械製造者」外，還賺了不少錢。
就這樣，兩天之後，發提諾夫和他的朋友來找我，我們就出發射鴨子去了。我們必須步行約十五哩，而為了在傍晚時從容抵達，以便次日清晨在鴨子起飛時就已準備好，我們在黎明時就出發了。
我們一共有四人——戈巴孔連長的傳令兵也加入了我們。我們全都帶了槍，小戈巴孔甚至帶了一支軍用槍。我們按原訂計畫來到那個湖，升了火，吃了晚餐，蓋間草寮，然後睡覺。
我們在黎明之前起身，每人各占據一邊湖岸，然後開始等著眾禽起飛。我的左邊是拿著軍用槍的戈巴孔。第一支鴨子飛了起來，當它還飛得很低的時候，戈巴孔就朝它射擊，子彈正中我的左腿。幸好它洞穿我的腳，閃過了骨頭。
當然這一槍破壞了我們的射擊聚會。我的腿流血流得很厲害，而且開始疼痛。我無法行走，我的同志們只好以萊福槍做了一個臨時的擔架，一路抬著我回家。
我待在家中，傷很快就好了，因為受的只是皮肉之傷，但我著實跛了好一陣子。這件意外事故和當地先知的預言不謀而合，讓我想了很多。後來有一次我又到叔父家的時候，聽說依昂 每阿修卡·馬迪若思已經回到當地，我就請嬸嬸去召他過來。
那算命的來了。他很高，很瘦，兩眼毫無神采，帶著半癡呆者的神經質動作失調。他不時顫抖，煙抽個不停。他的確病得不輕。
他算命的方式是這樣的：
他坐在兩根點燃的蠟燭之間，把大拇指舉到眼前，瞪視著大拇指的指甲好一段時間，然後打起盹來。接著他會說出他在指甲上看到的景象。首先他說出那裏面的人穿的衣服，然後說到將來會發生在那人身上的事情。如果他替一位不在場的人算命，就會先問那人的姓名、臉部特徵、居住地的大致方向，如果可能，還會問那人的年紀。在這種場合中，他又為我預卜未來。有朝一日，我一定會敍述這些預言在日後如何應驗。
那年夏天，也是在亞曆山卓普，我經歷了另一個現象，當時我找不到任何解釋。
在我叔父家對面有一些空地，空地中央有一小叢白楊樹。我很喜歡這個地點，常會帶一本書或某件手工去那兒。
孩童總是在那兒玩耍；他們來自鎮上各處，各種膚色、各種民族的孩子都有：有亞美尼亞裔、有希臘裔、有庫德族，也有韃靼族；他們的遊戲產生難以置信的噪音和騷動，然而我的工作從不受到影響。
一日，我坐在白楊樹下，忙著製作一位鄰居為他侄女次日的婚禮所訂制的東西。我的任務是在一面要掛在他家門口的盾牌上，畫出他的侄女及其夫婿姓名第一個字母組成的圖案。我還必須在那圓形的牌面上找出地方來安插年月日。
某些強烈的印象會深深嵌在一個人的記憶中。即使到現在我還記得，當時我如何絞盡腦汁，想辦法把一八八八年這個數字安排在最好的位置。就在我埋首於工作的時候，突然聽見一陣驚悚絕望的慘叫。我跳了起來，確信是某個孩子在遊戲中受了傷。我跑了過去，看見這幅景象：
在地上畫的一個圓圈當中，站著一個小男孩；他啜泣著，做出一些奇怪的動作，其他的孩子則站在某種距離之外嘲笑他。我感到困惑，便問他們那是怎麼回事。
於是我得知：圓圈當中的小男孩是葉日第人(Yezidis)的孩子，他們在他周圍畫了一個圓圈，他就出不來，除非有人把它擦掉。那個孩子的確用盡所有的力氣試圖離開那個圓圈，卻徒勞無功。我就跑向他，迅速把那圓圈擦去一部份；他立刻飛也似地跑走了。
那個景象令我驚訝地說不出話來。我像生根一樣立在那兒，好似中了符咒一般，過了好久才恢復平常的思考能力。雖然我曾聽過葉日第人的事情，卻從未把他們放在心上；但是這一件我親眼目睹的驚人事件，終於逼著我認真地思考他們。
我環顧四周，看到那些孩子又回復先前的遊戲，我便回到我的位子，在思慮縈繞中繼續我的字母畫；這項工作進行得並不順利，但無論如何我都得在當天完成。
葉日第人是住在高加索地區的一個教派，大都聚居在阿拉拉特山附近的地區。有時候他們被稱為「惡魔崇拜者」。
在剛剛描述的那件事情過後多年，我為那個現象作了一次特別的實驗，發現如果一名葉日第人被一個畫在地上的圓圈圍起來，他真的不能靠自己的意志逃脫。在這個圓圈裏面，他可以自由移動；圓圈愈大，他能移動的空間便愈大，但卻無法走出那個圈圈。某種遠超乎他平常力氣的奇怪力量，將他羈留在圓圈裏面。我本身雖很強壯，卻無法將一名瘦弱的婦人拉出圈外，還得加上一名跟我一樣強壯的人才行。
如果一名葉日第人被強拉出圓圈，就會立刻陷入一種強直性昏厥的狀態；若把他放回圓圈裏面，他就會立刻回過神來。但如果他沒被放回圓圈裏，根據我們確切衡量，大約要經過十三到二十一個鐘頭，他才會恢復正常狀態。
用任何其他方法把他帶回正常狀態都不可能。至少我的朋友和我都未能做到，儘管當代催眠術中把人帶出強直性昏厥狀態的方法我們無一不曉。只有他們的祭司才能藉著某種簡短的咒語化解那種昏厥狀態。
那個晚上當我總算交出那一面盾牌之後，便動身往俄國區走去（我大部份的朋友以及我認識的人都住在那兒），冀望他們能夠幫我瞭解那個奇怪的現象。亞曆山卓普的俄國區，是當地所有知識份子的聚居之地。
有一點我必須一提：打從八歲開始，由於偶然的情況，我在亞曆山卓普和卡爾斯的朋友年紀都比我大，而且出身的社會地位都比我高。在我父母先前居住的亞曆山卓普的希臘區裏面，我沒有半個朋友。我的朋友全都住在城鎮對面的俄國區，都是軍官、政府官員以及神職人員的孩子。我常常去找他們，和他們的家庭混得很熟，漸漸的能夠隨意進出那一地區的所有人家。
我記得，我的好友阿南涅夫第一個聽我說起那個令我震驚的現象——他也比我年長。他甚至沒等我把話說完，就權威地聲稱：
「那些孩子只是看你好騙而戲弄你。他們捉弄你，把你愚弄了一番。但是，你看，這個有多帥呀！」他加了一句，就跑到另一個房間去穿衣服，等他回到客廳，已經換上一身筆挺的制服（他最近才剛被指派為郵政電報官員），然後要我跟他到公共花園去走一走。我藉口沒時間，就離開了他，跑去找住在同一條街的帕夫洛夫。
帕夫洛夫是一名財政官，人很好，但酒喝得很凶。在他屋子 還有要塞教堂執事梅可馨姆神父、炮兵軍官阿特敏、陸軍上尉特連鐵夫、教師司多馬喀，以及另外二位 連我也不怎麼認識的人。他們正在喝伏特加，我一到，他們就邀我加入，並端了一杯酒給我。
我必須說明：那一年我已開始喝酒了；喝得不多是真的，但三不五時我被人邀請喝上一杯時，我並不會拒絕。我之所以開始喝酒，是由於在卡爾斯的一個事件。一天早上，我因為前一個晚上徹夜讀書而疲倦不堪；正準備上床的時候，突礛有名士兵前來叫我到大教堂去。那一天，某個要塞要舉行一場彌撒——為了什麼名義，我已經不記得了——到了最後一刻才決定要有合唱團參與，所以，隨從與傳令兵就被派往四處召喚合唱團團員到教堂集合。
我一個晚上沒睡，因為步行到山丘上的要塞，又參與彌撒，而累得虛脫，幾乎站不住了。彌撒完畢之後，受邀前來的人都被安排入席用餐，合唱團團員也被特別安排了一桌。肥壯、親切而健飲的合唱團團長看我那麼虛弱，便鼓勵我喝一小杯伏特加。當我飲盡一杯，果然覺得舒服得多；再喝一杯，我所有的虛弱感全都消失了。從那以後， 每當我覺得很累或很緊張，就會喝個一兩杯，甚至三杯——小杯的。
這個晚上，我也跟我的朋友喝了一杯，但無論他們如何費力說服我再來一杯，我都不為所動。這一群人還沒喝醉，因為他們才剛開始。但我深知在這麼一群歡鬧的人當中，事情會如何進展。第一個醉的總是那位執事神父。當他稍有醉意時，由於某種原因，他會開始為那位真正的信者，前亞歷山大一世——或其他什麼稱號——哼起一段祈禱文，求主使他的靈魂安息。眼看他還沈鬱地坐著，我忍不住跟他說起那一天我看到的奇異景象。然而，這次我說得不像我對阿那涅夫說時那麼嚴肅，反之，我說得倒像是在開玩笑。
每個人都滿懷興味地傾聽著。當我說完我的故事，他們就開始發表意見。第一個接腔的是那位陸軍上尉；他說他最近曾看到一些士兵在地上畫個圈圈，把一名庫德人圍在裏面，那庫德人求他們把圓圈擦掉，幾乎要哭了。
直到這位陸軍上尉命令士兵擦去圓圈的一部份，那名庫德人才得以走出來。「我想，」陸軍上尉補充道：「一定是他們曾經發誓絕不走出一個封閉的圓圈；他們不走出來，並不是因為他們不能，而是因為他們不願違背誓言。」執事則說：「他們是惡魔崇拜者。在平常的情況下，惡魔不會去碰他們，因為他們是祂的子民，但因為那惡魔本身只是個部下，受到祂的職位拘束對 每個人施加權威，於是你或許可以說，祂是為了面子，而以這種方式限制葉日第人的獨立性，使別人不能質疑他們是祂的僕人。恰恰就像那個菲力浦一樣。」
菲力浦就是站在街角的那名員警。這些人有時候因為找不到人可供差遣，會差他去買香菸和飲料。當時那裏的員警職務，就像俗話說的：「連貓都會笑。」
「現在，」執事繼續說道：「如果我在街上鬧事，這個菲力浦就有責任務必把我逮到警察局。為了他的面子，為了不讓別人覺得奇怪，他當然會這麼做，但是當我們轉過一條街，他就會放我走，而且不會忘了說：『拜託，給點小費吧！』。
「所以呀，你可以說，那個不乾淨的東西就是像這樣對待祂的僕人，葉日第人。」我不知道街上鬧事的插曲是他臨時編出的，還是真有其事。
炮兵軍官說，他從沒聽見過這種現象，而依他之見，這種事不可能存在。我們這些受過教育的聰明人竟然相信這種怪事，而且還為它大傷腦筋，令他深感遺憾。
教師司多馬喀反駁道：正好相反，他堅信超自然現象的存在，並說：「如果實證科學不能解釋的事情還有那麼多，他完全相信以目前文明進展的速度，當代科學將會很快證明，形上學世界的所有奧秘都能以物理原因解釋清楚。」「關於你正在談論的那件事，」他繼續說道：「我想是南茜那裏的科學家正在研究的磁力現象之一。」
他還要繼續說下去，但帕夫洛夫大聲打岔說：「鬼把他們統統捉走吧！給他們每人半瓶伏特加，魔鬼不就拿他們沒辦法了？讓我們為依撒可夫的健康喝一杯吧！」(依撒可夫是當地伏特加酒蒸餾廠的經營者。)
這些討論不僅沒有平息我的思慮，相反地，當我離開帕夫洛夫的寓所時，還想得更多，並且對我當時認為的有識之士開始產生疑問。
次日早晨，我偶然遇見第三十九師的主治醫生伊凡諾夫。他正被召去看我們一個亞美尼亞鄰居，便邀我一同前往，充當通譯。伊凡諾夫醫師在鎮民之間有著良好的口碑，生意興隆。我跟他很熟，因為他常到我叔父家。
探視過病人之後，我對他說他：「將軍大人，」(他擁有將軍的官階)「請為我解釋一下葉日第人不能走出圓圈的原因。」
「噢，你是說那些惡魔崇拜者嗎？」他問道。「那不過是歇斯底里。」
「是歇斯底里嗎？」我質疑道。
「是歇斯底里.....」然後他嘰哩呱啦對歇斯底里發表長篇大論，而我從他的長篇大論中所得知的是：歇斯底里就是歇斯底里。這個我早就知道了，因為卡爾斯軍用醫院圖書館中沒有一本神經病理學和心理學的書不曾被我讀過，而且我讀得極為專注，幾乎仔細讀遍 每一行，渴望透過這些學科找到關於靈動術的解答。因此，我早就知道歇斯底里就是歇斯底里，但我渴望知道更多。
我愈明白那些問題有多難解決，心裏那隻好奇的蟲子便啃吃得我愈厲害。好幾天之久我都魂不守舍，什麼都不想做，只是一再想著一件事：「什麼是真的？書上寫的？老師教的？還是我一直碰到的事件？」
不久又發生了一件事；這一次我完全摸不著頭腦。
葉日第人事件過後大約五、六天，當我在一大早去噴泉那兒洗澡時（每天早晨在泉水中沐浴是當地的習俗），我看見一群女人在街角那裏議論紛紛。我向她們走過去，得知下麵這件事：那天晚上，韃靼區出現了一個「果爾那」（gornakh）。「果爾那」是一種惡靈的名字，祂會使用剛剛過世者的肉體，以那人的形貌出現，去做各種壞事，特別是對付死者生前的敵人。這一次，這種惡靈出現在一位剛剛過世的韃靼人身上——他是瑪麗安·巴 琪的兒子，前天才剛下葬。那人的過世和下葬，我知之甚詳，因為他家就在我們舊宅——亦即我們一家人遷往卡爾斯之前所住的房子——隔壁。
前一天我才去那兒收房租。我也拜訪了好幾位韃靼鄰居，並看到死者的屍體被抬出門的情景。他是個年輕人，最近才剛剛加入警衛的行列，常常來串門子；我跟他很熟。好幾天前，在一場騎術競賽中，他從馬背上墜落，據人們說，他扭到腸子。雖然有一位名叫考切夫斯基的軍醫給他喝了滿滿一杯水銀，以「矯正他的腸子」，但那可憐的人還是死了，而且根據韃靼習俗，很快就被下葬。
然後，那個惡靈似乎進入他的屍體，並試著把它拖回家，但某個人恰好看見這情景，大叫起來，並敲了警鐘，為了阻止那惡靈傷害善良的鄰居，他還趕緊切斷那具屍體的喉嚨，把它帶回公墓去。
那裏的基督徒都相信，這種惡靈只會進入韃靼人的屍體，因為根據韃靼習俗，棺木最初並不深埋，只在上面灑點土，而且旁邊常會放點食物。惡靈要進入深埋地下的基督徒屍體，可就難了，這就是為何祂們比較偏好找韃靼人。
這件事令我整個人都呆了。我要如何向自己解釋呢？我知道什麼？我環顧四周：聚集在角落的是我那位令人敬重的叔父喬奇·梅可洛夫、他那剛剛完成學業的兒子，以及一位警官；他們全都議論紛紛。他們都受人尊敬，都比我年長，當然也都知道一些我連夢都沒夢過的事情。我在他們臉上看到憤慨，或悲歎，或震驚了嗎？沒有；他們甚至似乎很高興這一次有人成功地懲罰了那個惡靈，阻止祂做壞事。
我再度埋首書堆，冀望透過那些書，能夠滿足那隻啃蝕我內心的蟲子。柏格切夫斯基在這方面幫助我很多，但不幸的，他很快就離開了，因為他來到卡爾斯兩年之後，就被任命為海地區某個城鎮的駐軍訓誨師。
當他住在卡爾斯擔任我教師的時候，他在我們的交往中引進某種特殊關係，也就是說，當時他雖然還沒成為神父，但是 每個禮拜都會聽我告解。當他離去時，囑咐我一些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每星期寫出我的告解，寄去給他，他答應有時候會給我回音。我們協議他把信寄給我的叔父，由他轉交給我。
柏格切夫斯基在海地區待了一年之後，放棄訓誨師的職位，成為一名僧侶。當時，據說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的妻子似乎和某位軍官有染；柏格切夫斯基揭發了那件事，不願意在那兒繼續待下去，甚至不願在教會裏任職。
就在柏格切夫斯基離開卡爾斯不久之後，我前往提弗裏斯。在這裏，我收到兩封叔父轉來的信。接下來過了好幾年，我都沒有他的消息。
接獲這些信多年之後，有一次，我十分偶然在撒瑪拉城(Samara)碰見了他，當時，他正從當地一位主教的住宅走出來，身上穿著一所著名修道院的僧袍。他並沒有立刻認出我來，因為我那時候已經成年，外貌改變了很多。但當我告訴他我是誰，他對於我們的重逢顯得非常高興。接連幾天，我們時時碰面，直到我們分別離開撒瑪拉為止。
這次碰面之後，我再也不曾碰見他。後來我聽說他不想留在俄國那所修道院，很快便離開到土耳其去，然後又前往聖阿竇斯，但也不曾在那兒久留。那時他已宣佈斷絕修道院的生活，並且來到耶路撒冷。在那兒，他偶然和一位在「上主聖殿」附近賣念珠的人交上了朋友。
這個賣念珠的人是埃辛修道院的僧侶。他逐漸為柏格切夫斯基準備妥當，引介他加入他的兄弟會。由於柏格切夫斯基的生活堪為典範，便被指派為修道院的監察；幾年後，他被派往這個兄弟會在埃及的分支修院擔任院長；後來，當該兄弟會總修院院長的一位助理過世時，柏格切夫斯基便授命接了那個位子。
他在這段期間當中所過的不凡生活，我在布魯沙的時候從一位朋友那兒得知很多。這位朋友是個土耳其的回教托缽僧，常常與柏格切夫斯基碰面。在這之前，我還收到他的一封信，也是由我的叔父轉遞。這封信中，除了一些祝福的話之外，還附了一張他身著希臘僧侶道袍的小照，以及幾張耶路撒冷聖地的風景圖片。
當柏格切夫斯基在卡爾斯，還只是個神父候選人的時候，對於道德就有相當原創的看法。當時他教導我說，世界上有兩種道德：一種是客觀的，由人類數千年的生活所建立的；另一種是主觀的，屬於個人以及整個國家、王權、家庭，和人群等等。
「客觀道德，」他說，「是由生活所設立，也是上主本身經由祂的先知授給我們的戒律；它逐漸形成人類心中叫作良心的東西；客觀道德就是藉由這良心而得以維繫。客觀道德從不改變，只會隨著時間而變得更寬廣。至於主觀道德，它是人發明的，因此是相對的觀念，會因人因地而異，也取決於某一時期的善惡觀念。」
「例如，在高加索這裏，」柏格切夫斯基說：「如果一個女人跟訪客說話時不把臉遮起來，每個人都將認為她不道德、被慣壞、教養不好。但是在俄國卻相反；如果一個女人把臉遮起來，或不跟訪客說話，不款待他們，個人就都會認為她沒教養、粗魯、脾氣古怪等等。」
「另一個例子：在卡爾斯這裏，如果一個人沒有每星期或至少每兩個星期去洗一次土耳其浴，他周圍的人便不喜歡他，厭惡他，甚至聞出他身上的臭味，而事實上也許一點味道也沒有。但是在聖彼德堡，情形卻恰恰相反。一個人甚至只要提到去澡堂洗澡，就會被人認為教育程度差、沒知識、是個大老粗等等。如果他碰巧真的去了，也會隱瞞這件事，以免被認為沒有品味。」
「上星期發生在卡爾斯駐軍軍官中的兩起事件，造成很大的騷動，正好可以作為例證，讓我們對所謂的道德或榮譽有一個相對性的瞭解，」柏格切夫斯基繼續說道：
「頭一件是K中尉的審判，第二件是馬卡羅夫中尉的自殺。」
「K中尉受審是因為他殘酷地抽打一個鞋匠伊凡諾夫的臉，導致那鞋匠失去一支眼睛。法庭判他無罪開釋，因為經過調查，那位鞋匠曾多次煩擾K中尉，而且散播不利於K中尉的謠言。」
「我因為對這個案子很感興趣，便決定無論法庭的采證如何，都要去問問那不幸的鞋匠一家子，以及認識他的人，以便親自瞭解K中尉暴行的真正原因。」
「據我所知，這位中尉先是向鞋匠伊凡諾夫訂制一雙靴子，然後又訂制了兩雙，並答應當月二十日他領到薪水後，就會付款給他。二十日到了，中尉沒將錢送來，伊凡諾夫便去中尉家裏索討欠款。這位軍官答應第二天給錢，但第二天又說再延一天，總之，他用了一長串的『明天』來搪塞。然而，伊凡諾夫一次又一次去討錢，因為那筆錢對他而言是個大數目，幾乎是他所有的一切——他妻子全部的儲蓄。他的妻子為人洗衣服，幾年來一戈比一戈比地攢下那筆錢，全拿給丈夫為那中尉的靴子買皮料。此外，伊凡諾夫一直來討錢，也是因為他有六個孩子要養。」
「最後，K中尉對伊凡諾夫的鍥而不捨感到不耐煩，便交代他的傳令兵告訴鞋匠說他不在家，然後把他趕走，並威脅他說要將他送入監牢。最後，中尉又囑咐他的傳令兵，如果伊凡諾夫再來，就給他一頓好打。」
「這位傳令兵卻是個仁慈的人；他沒有照主子的吩咐打伊凡諾夫，而是想以一種友善的方式勸他不要再來煩擾少尉，便邀他進廚房聊聊。伊凡諾夫坐在一支凳子上，傳令兵便開始為一支鵝拔毛，準備上烤架。伊凡諾夫見了這情景，批評道：『是這樣哪！我們的大人先生天天吃烤鵝，欠債卻不還，讓我的孩子們挨餓！』
「就在這當兒，K中尉恰好走進廚房，聽見了伊凡諾夫的話，便發起惱來；他從桌上拿了一支很大的甜菜根，用力朝伊凡諾夫臉上揮去，因為用力過猛，以致將他的一支眼珠打了出來。」
「第二起事件，」柏格切夫斯基說道，「可以說和頭一起事件恰恰相反：某個叫馬卡羅夫的中尉因為還不了某位馬須維洛夫上尉的賭債，而舉槍自盡。」
「首先必須說明：這個馬須維洛夫是個老賭棍，也是大老千。他沒有一天不揩人家一點油；他所玩的牌局當中有詐，這是眾人皆知的。」
「不久以前，馬卡羅夫和一些軍官玩牌，馬須維洛夫也在裏面。前者不但輸了所有的錢，還輸掉他跟這位馬須維洛夫借來的錢。他答應三天內還錢，但因這筆錢為數頗大，馬卡羅夫沒辦法在三天之內湊足，乃自覺沒有信用，而決定自戕，以免沾汙了軍官的榮譽。」
「這兩起事件皆肇因於債務：一是債權人被債務人打出了眼球，一是債務人舉槍自盡。為什麼？只因馬卡羅夫周圍的人全都會因為他沒償付馬須維洛夫這老千的債而責難他；在鞋匠伊凡諾夫的事件中呢，即使他的孩子都將餓死，軍官不付帳給鞋匠，也無礙於社交禮儀，因為一位軍官的榮譽跟償還鞋匠的義務毫無關係。」
「再重複一次：一般而言，這類事情的發生，是因為人們在孩子發展階段時，就把各種慣例和成規灌輸給他們，阻擋了大自然在孩子心裏發展出良心，而良心卻是我們祖先數千年來奮力掙扎、不使慣例和成規將它扼殺的東西。」
柏格切夫斯基時常激勵我不要理睬任何慣例或成規，不論它是屬於我最親近的人，或是其他外人。
他說：「人們被填塞的這些慣例和成規，形成了主觀的道德，但真實人生所需要的，卻是出於良心的客觀道德。」
「良心到處都是一樣的。在這裏是這樣，在聖彼德堡、在美國、在堪察加半島，以及所羅門群島，也都是這樣。今天你在這兒，但明天你也許會在美國；如果你有真正的良心，並依它過活，那麼你無論走到哪兒，都可以過得安好。」
「你還小，你的人生還沒開始呢！這裏也許有很多人說你教養不好；你也許不知道如何正確地鞠躬，或者以適當的方式說恰當的話，但這都無關緊要，只要當你長大，開始過你的人生時，你自己有一個真正的良心，亦即客觀道德的基礎，那就好了。」
「主觀道德是一個相對的觀念，而如果你心中充滿了相對觀念，那麼等你長大，你將老是以因襲的眼光和意見去行動、去判斷別人。你必須學會不以周遭人所認為的好或壞去行動，而要依據你的良心去行動。一顆沒有受到拘束的良心，總是比所有的書本和老師加起來所知道的還多。但是目前，在你自己的良心尚未形成的時候，就依據我們的老師耶穌基督的聖訓去做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現在年事已高的艾弗利希神父，碰巧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能夠依循聖師基督的教誨來生活的人。
希望他的祈禱能成為所有期望根據真理而活的人的幫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