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奇人相遇
第四章 博格切夫斯基
博格切夫斯基，或又称艾弗利希神父，迄今仍然健在，而且有幸成为埃辛(Essene)兄弟会总修院大主教的助理主教——埃辛兄弟会距离死海岸边不远。
根据某些推测，这个兄弟会创始于基督降生之前一千二百年，而耶稣基督便是在这个兄弟会中接受他的第一次启蒙。
我初遇博格切夫斯基，或艾弗利希神父时，他还很年轻，刚刚结束他在俄国神学院的课程，担任卡尔斯军中大教堂的职事，等待受命成为神父。
他来到卡尔斯不久，就应允我的第一位导师波尔许司祭长的要求，取代克雷斯托夫斯基，成为我的老师——克雷斯托夫斯基是另一位神父候选人，几个星期之前刚接到任命，将到波兰某军团上任军中牧师，博格切夫斯基便接任他在大教堂的执事一职。
事实证明博格切夫斯基是一个很好相处、很和善的人。他很快便获得大教堂中所有神职人员的信任，甚至另一位神父候选人波诺马连珂也不例外——波诺马连珂粗鲁无文，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老粗，跟谁都处不来，博格切夫斯基却和他处得很好，甚至和他住在一起，就在军中消防队旁的公共花园附近。
虽然我那时年纪还小，却很快和博格切夫斯基成为好友。我一有空就去看他；如果下午有课，我常在下课之后留下来，或是准备功课，或是听他和波诺马连珂以及常常来访的熟人谈话。有时候我会帮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家务。
经常来访的人当中，有一位是陆军工程师，名叫佛西斯拉夫斯基，他是博格切夫斯基的同乡。另一位是炮兵军官，也是爆破专家，名叫寇兹敏。他们在煮茶的铜壶四周一坐，就会天南地北聊起天来。我总会注意聆听博格切夫斯基和他朋友的谈话。
那时候我大量阅读各类希腊文、亚美尼亚文和俄文的书籍，因此我对很多问题都很感兴趣。但由于我年纪尚小，自然不能加入他们的谈话。他们的意见对我而言很具权威，而且当时我也因为他们学历比我高而对他们敬重有加。
顺带一提，这些人聚在我的老师博格切夫斯基家里，以聊天排遣在那个遥远又无聊的边城的单调生活，而就是他们的谈话，唤醒了我此生对于抽象问题不曾稍减的兴趣。
因为这项兴趣在我的人生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我往后的生活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又因为那些挑起我这项兴趣的事件，其发生时期正好属于我对博格切夫斯基回忆的一部份，所以我将在此稍加驻留。
某次，在一场那样的谈话当中，兴起关于降神术的热烈讨论；除了其它神秘现象之外，他们谈到了当时到处都为之着迷的灵动术。那位陆军工程师一口咬定，这种灵动术是由神灵的参与而发生的。其它人否定这一点，而将它归因于别种自然力，像磁力、引力，以及自我暗示等；但是没有人否定事实本身的存在。
就像平常那样，我凝神倾听；他们的每一项见解都令我深感兴趣。虽然我已经「天南地北」读了一大堆书，这种事我还是头一次听闻。
这场关于降神术的讨论在当时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一个心爱的妹妹才刚死不久，失亲的伤痛还没完全愈合。在那些日子 里，我常常想起她，并且不自觉地兴起死亡和死后生命的问题。那个晚上他们所说的，似乎应和着我一直不自觉地思考、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们谈到后来，决定用一张桌子来作实验。这个实验需要一张三支脚的桌子，而房间的角落里就有一张。但做这种实验的行家，也就是那位陆军工程师，却不用它，因为那张桌子 面有铁钉。他解释说，用来做这种实验的桌子不可以含铁，于是他们派我去问问邻近的一位照相师。当我发现他正有一张这样的桌子，便将它带了回来。
当时是晚上；我们关上了门，熄了灯，就把我们的手以某种方式放在桌上，然后开始等待。
没错！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们的桌子开始移动，而当那位工程师问起我们每个人的年龄，它便用一支脚点出我们的岁数。它如何点地，又为什么那样点地，我完全不能理解；我甚至不曾打算对自己解释。那浩瀚而未知的领域在我面前打开时，给了我多么强烈的印象！
我所听见、看见的，是那么深深地撼动我，以至于当我回到家以后，整个晚上以及第二天早上，都在想着这些问题，我甚至决定在上课时请教波尔许神父。我真的向他发问，并告诉他前一个晚上的对话和实验。
「那全都是荒唐！」我的第一位导师说道。「别去想，也别去碰这种东西。想想看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过个起码的生活，学那种东西就好了。」
他忍不住又说：「算了吧！你这个小蒜头，」——这是他最爱对我说的称呼——「想想看，如果神灵真的能够用一支桌腿点地，那意思就是说祂们有某种物理力量。如果祂们真有那种力量，为什么要用桌脚点地这么白痴、又这么复杂的方式跟人沟通呢？祂们应当能够经由人们的触觉或其它方式表达祂们所要说的一切呀！」
虽说我很看重这位年老导师的意见，我却无法不加批评、照单全收他断然的回答，尤其是我觉得比较年轻的指导老师和其友人受过神学院以及其它高等教育机构的训练，或许会比那位在科学尚未如此发达的年代受教育的老人家懂得更多。
职此之故，尽管我对这位老司祭长敬重有加，但在某些比较玄的事物上，我却怀疑他的观点。
我的问题就这么悬着；我读着博格切夫斯基、司祭长以及其它人给我的书，希望能为我的问题找到答案。然而我的课业不允许我对其他无关的问题思考太久，因此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忘了这个问题，把它抛到脑后去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跟每位老师——包括博格切夫斯基在内——努力学习，只有在假日时，才偶尔到旧友簇居的亚历山卓普去探访叔叔；我去那儿也是为了赚钱。我总是需要钱供我个人花费：买衣服啦，买书啦等等，偶尔也资助某位家人，他们当时都很缺钱。
我到亚历山卓普去赚钱，第一点，因为那儿认识我的人都把我看作「万事通」，老要我为他们修理东西：张三要我修个锁、李四要我修个表、王五要我用当地石块凿一个炉灶、赵六要我绣个靠垫作妆奁，或摆在客厅作为装饰品。简而言之，我在那儿有许多顾客，也有许多活而可做。
以那个时代而言，他们付给我的工资算是很好的了。其次，我之所以到亚历山卓普去赚钱，也因为在我青稚的想法中，我在卡尔斯是处在「有学问」、「高尚」的人群中，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个工匠，或怀疑我的家庭缺钱用，因此必须让我当一个卑微的工匠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在那个时候，这一切都深深伤着我的自尊心。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复活节的时候照例来到离卡尔斯只有六十哩的亚历山卓普，跟我的叔叔一家人同住。我和叔叔很亲；他最疼爱的一直是我。
到访的次日，在吃晚餐的时候，我的婶婶对我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是：「听着，小心别发生意外！」
我吓了一跳。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我问她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自己也不怎么相信，」她说，「但是一个算命的算了你的命运，有一些已经应验了，我怕其它的也会应验。」接着她便告诉我：冬天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半痴呆的依昂 ．阿修卡·马迪若思一如往年，来到亚历山卓普。不知何故，我的婶婶心血来潮把这个算命半仙请到家里，要他预测我的将来。他预言许多我将遭遇的事，根据她的说法，有一些已经应验了。然后她指出在这段期间一些的确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是感谢上帝，」她继续说，「有两件事还没发生：第一件，是你身体的右侧会长一个大疮，另一件是你将遭枪炮之灾。所以，你到了人家射炮弹的地方，要非常小心哪！」她如此作结，并声明她虽然不相信那个疯子，我最好还是小心一点。
她的话令我大为震惊，因为两个月前，我身体的右侧的确长了一个疮，使我必须每天到军医院去换纱布，足足治疗了一个月。但我不曾将这事告诉任何人，甚至家里的人也都不知道，婶婶住得这么远，怎么可能知道呢？
然而，我并未因此重视婶婶告诉我的话，因为我一点也不相信这种算命，因此很快便忘了这段预言。
在亚历山卓普，我有一个朋友名叫发提诺夫。他有个朋友名叫戈巴孔，是巴库军团一位连长的儿子，那个军团驻扎在希腊区不远之处。
就在我婶婶对我说了那些话之后大约一星期，这个发提诺夫来找我，要我跟他和他的朋友去猎野鸭。他们要去阿拉圭兹湖，它位于一座同名的山脚下。
我想那会是一个休憩的好机会，便同意加入他们。我真的很累了，因为我已经埋首苦读某些神经生理学的有趣书籍好一阵子了。再者，打从孩提时代，我就一直喜爱射击。
当我才六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没经父亲同意就拿了他的莱福枪去射麻雀，虽然第一枪就把我震倒了，但这不但不曾令我泄气，反倒增加了我对射击的热爱。当然他们立刻把那支莱福枪拿走，把它挂得高高的，让我碰不到。后来我用旧的弹药筒为自己制作了一支，子弹则以玩具枪所用的厚纸板子弹权充。当我这支莱福枪装上小铅弹的时候，命中目标的能力不会输给真枪，于是这种枪在我的同伙中炙手可热；他们开始向我订购这种武器，而我除了被奉为绝佳的「枪械制造者」外，还赚了不少钱。
就这样，两天之后，发提诺夫和他的朋友来找我，我们就出发射鸭子去了。我们必须步行约十五哩，而为了在傍晚时从容抵达，以便次日清晨在鸭子起飞时就已准备好，我们在黎明时就出发了。
我们一共有四人——戈巴孔连长的传令兵也加入了我们。我们全都带了枪，小戈巴孔甚至带了一支军用枪。我们按原订计划来到那个湖，升了火，吃了晚餐，盖间草寮，然后睡觉。
我们在黎明之前起身，每人各占据一边湖岸，然后开始等着众禽起飞。我的左边是拿着军用枪的戈巴孔。第一支鸭子飞了起来，当它还飞得很低的时候，戈巴孔就朝它射击，子弹正中我的左腿。幸好它洞穿我的脚，闪过了骨头。
当然这一枪破坏了我们的射击聚会。我的腿流血流得很厉害，而且开始疼痛。我无法行走，我的同志们只好以莱福枪做了一个临时的担架，一路抬着我回家。
我待在家中，伤很快就好了，因为受的只是皮肉之伤，但我着实跛了好一阵子。这件意外事故和当地先知的预言不谋而合，让我想了很多。后来有一次我又到叔父家的时候，听说依昂 每阿修卡·马迪若思已经回到当地，我就请婶婶去召他过来。
那算命的来了。他很高，很瘦，两眼毫无神采，带着半痴呆者的神经质动作失调。他不时颤抖，烟抽个不停。他的确病得不轻。
他算命的方式是这样的：
他坐在两根点燃的蜡烛之间，把大拇指举到眼前，瞪视着大拇指的指甲好一段时间，然后打起盹来。接着他会说出他在指甲上看到的景象。首先他说出那里面的人穿的衣服，然后说到将来会发生在那人身上的事情。如果他替一位不在场的人算命，就会先问那人的姓名、脸部特征、居住地的大致方向，如果可能，还会问那人的年纪。在这种场合中，他又为我预卜未来。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敍述这些预言在日后如何应验。
那年夏天，也是在亚历山卓普，我经历了另一个现象，当时我找不到任何解释。
在我叔父家对面有一些空地，空地中央有一小丛白杨树。我很喜欢这个地点，常会带一本书或某件手工去那儿。
孩童总是在那儿玩耍；他们来自镇上各处，各种肤色、各种民族的孩子都有：有亚美尼亚裔、有希腊裔、有库德族，也有鞑靼族；他们的游戏产生难以置信的噪音和骚动，然而我的工作从不受到影响。
一日，我坐在白杨树下，忙着制作一位邻居为他侄女次日的婚礼所订制的东西。我的任务是在一面要挂在他家门口的盾牌上，画出他的侄女及其夫婿姓名第一个字母组成的图案。我还必须在那圆形的牌面上找出地方来安插年月日。
某些强烈的印象会深深嵌在一个人的记忆中。即使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我如何绞尽脑汁，想办法把一八八八年这个数字安排在最好的位置。就在我埋首于工作的时候，突然听见一阵惊悚绝望的惨叫。我跳了起来，确信是某个孩子在游戏中受了伤。我跑了过去，看见这幅景象：
在地上画的一个圆圈当中，站着一个小男孩；他啜泣着，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其它的孩子则站在某种距离之外嘲笑他。我感到困惑，便问他们那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得知：圆圈当中的小男孩是叶日第人(Yezidis)的孩子，他们在他周围画了一个圆圈，他就出不来，除非有人把它擦掉。那个孩子的确用尽所有的力气试图离开那个圆圈，却徒劳无功。我就跑向他，迅速把那圆圈擦去一部份；他立刻飞也似地跑走了。
那个景象令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我像生根一样立在那儿，好似中了符咒一般，过了好久才恢复平常的思考能力。虽然我曾听过叶日第人的事情，却从未把他们放在心上；但是这一件我亲眼目睹的惊人事件，终于逼着我认真地思考他们。
我环顾四周，看到那些孩子又回复先前的游戏，我便回到我的位子，在思虑萦绕中继续我的字母画；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但无论如何我都得在当天完成。
叶日第人是住在高加索地区的一个教派，大都聚居在阿拉拉特山附近的地区。有时候他们被称为「恶魔崇拜者」。
在刚刚描述的那件事情过后多年，我为那个现象作了一次特别的实验，发现如果一名叶日第人被一个画在地上的圆圈围起来，他真的不能靠自己的意志逃脱。在这个圆圈里面，他可以自由移动；圆圈愈大，他能移动的空间便愈大，但却无法走出那个圈圈。某种远超乎他平常力气的奇怪力量，将他羁留在圆圈里面。我本身虽很强壮，却无法将一名瘦弱的妇人拉出圈外，还得加上一名跟我一样强壮的人才行。
如果一名叶日第人被强拉出圆圈，就会立刻陷入一种强直性昏厥的状态；若把他放回圆圈里面，他就会立刻回过神来。但如果他没被放回圆圈里，根据我们确切衡量，大约要经过十三到二十一个钟头，他才会恢复正常状态。
用任何其它方法把他带回正常状态都不可能。至少我的朋友和我都未能做到，尽管当代催眠术中把人带出强直性昏厥状态的方法我们无一不晓。只有他们的祭司才能借着某种简短的咒语化解那种昏厥状态。
那个晚上当我总算交出那一面盾牌之后，便动身往俄国区走去（我大部份的朋友以及我认识的人都住在那儿），冀望他们能够帮我了解那个奇怪的现象。亚历山卓普的俄国区，是当地所有知识分子的聚居之地。
有一点我必须一提：打从八岁开始，由于偶然的情况，我在亚历山卓普和卡尔斯的朋友年纪都比我大，而且出身的社会地位都比我高。在我父母先前居住的亚历山卓普的希腊区里面，我没有半个朋友。我的朋友全都住在城镇对面的俄国区，都是军官、政府官员以及神职人员的孩子。我常常去找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混得很熟，渐渐的能够随意进出那一地区的所有人家。
我记得，我的好友阿南涅夫第一个听我说起那个令我震惊的现象——他也比我年长。他甚至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权威地声称：
「那些孩子只是看你好骗而戏弄你。他们捉弄你，把你愚弄了一番。但是，你看，这个有多帅呀！」他加了一句，就跑到另一个房间去穿衣服，等他回到客厅，已经换上一身笔挺的制服（他最近才刚被指派为邮政电报官员），然后要我跟他到公共花园去走一走。我借口没时间，就离开了他，跑去找住在同一条街的帕夫洛夫。
帕夫洛夫是一名财政官，人很好，但酒喝得很凶。在他屋子 还有要塞教堂执事马克辛姆神父、炮兵军官阿特敏、陆军上尉特连铁夫、教师司多马喀，以及另外二位 连我也不怎么认识的人。他们正在喝伏特加，我一到，他们就邀我加入，并端了一杯酒给我。
我必须说明：那一年我已开始喝酒了；喝得不多是真的，但三不五时我被人邀请喝上一杯时，我并不会拒绝。我之所以开始喝酒，是由于在卡尔斯的一个事件。一天早上，我因为前一个晚上彻夜读书而疲倦不堪；正准备上床的时候，突礛有名士兵前来叫我到大教堂去。那一天，某个要塞要举行一场弥撒——为了什么名义，我已经不记得了——到了最后一刻才决定要有合唱团参与，所以，随从与传令兵就被派往四处召唤合唱团团员到教堂集合。
我一个晚上没睡，因为步行到山丘上的要塞，又参与弥撒，而累得虚脱，几乎站不住了。弥撒完毕之后，受邀前来的人都被安排入席用餐，合唱团团员也被特别安排了一桌。肥壮、亲切而健饮的合唱团团长看我那么虚弱，便鼓励我喝一小杯伏特加。当我饮尽一杯，果然觉得舒服得多；再喝一杯，我所有的虚弱感全都消失了。从那以后， 每当我觉得很累或很紧张，就会喝个一两杯，甚至三杯——小杯的。
这个晚上，我也跟我的朋友喝了一杯，但无论他们如何费力说服我再来一杯，我都不为所动。这一群人还没喝醉，因为他们才刚开始。但我深知在这么一群欢闹的人当中，事情会如何进展。第一个醉的总是那位执事神父。当他稍有醉意时，由于某种原因，他会开始为那位真正的信者，前亚历山大一世——或其它什么称号——哼起一段祈祷文，求主使他的灵魂安息。眼看他还沈郁地坐着，我忍不住跟他说起那一天我看到的奇异景象。然而，这次我说得不像我对阿那涅夫说时那么严肃，反之，我说得倒像是在开玩笑。
每个人都满怀兴味地倾听着。当我说完我的故事，他们就开始发表意见。第一个接腔的是那位陆军上尉；他说他最近曾看到一些士兵在地上画个圈圈，把一名库德人围在里面，那库德人求他们把圆圈擦掉，几乎要哭了。
直到这位陆军上尉命令士兵擦去圆圈的一部份，那名库德人才得以走出来。「我想，」陆军上尉补充道：「一定是他们曾经发誓绝不走出一个封闭的圆圈；他们不走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而是因为他们不愿违背誓言。」执事则说：「他们是恶魔崇拜者。在平常的情况下，恶魔不会去碰他们，因为他们是祂的子民，但因为那恶魔本身只是个部下，受到祂的职位拘束对 每个人施加权威，于是你或许可以说，祂是为了面子，而以这种方式限制叶日第人的独立性，使别人不能质疑他们是祂的仆人。恰恰就像那个菲利普一样。」
菲利普就是站在街角的那名警察。这些人有时候因为找不到人可供差遣，会差他去买香烟和饮料。当时那里的警察职务，就像俗话说的：「连猫都会笑。」
「现在，」执事继续说道：「如果我在街上闹事，这个菲利普就有责任务必把我逮到警察局。为了他的面子，为了不让别人觉得奇怪，他当然会这么做，但是当我们转过一条街，他就会放我走，而且不会忘了说：『拜托，给点小费吧！』。
「所以呀，你可以说，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就是像这样对待祂的仆人，叶日第人。」我不知道街上闹事的插曲是他临时编出的，还是真有其事。
炮兵军官说，他从没听见过这种现象，而依他之见，这种事不可能存在。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聪明人竟然相信这种怪事，而且还为它大伤脑筋，令他深感遗憾。
教师司多马喀反驳道：正好相反，他坚信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并说：「如果实证科学不能解释的事情还有那么多，他完全相信以目前文明进展的速度，当代科学将会很快证明，形上学世界的所有奥秘都能以物理原因解释清楚。」「关于你正在谈论的那件事，」他继续说道：「我想是南希那里的科学家正在研究的磁力现象之一。」
他还要继续说下去，但帕夫洛夫大声打岔说：「鬼把他们统统捉走吧！给他们每人半瓶伏特加，魔鬼不就拿他们没办法了？让我们为依撒可夫的健康喝一杯吧！」(依撒可夫是当地伏特加酒蒸馏厂的经营者。)
这些讨论不仅没有平息我的思虑，相反地，当我离开帕夫洛夫的寓所时，还想得更多，并且对我当时认为的有识之士开始产生疑问。
次日早晨，我偶然遇见第三十九师的主治医生伊凡诺夫。他正被召去看我们一个亚美尼亚邻居，便邀我一同前往，充当通译。伊凡诺夫医师在镇民之间有着良好的口碑，生意兴隆。我跟他很熟，因为他常到我叔父家。
探视过病人之后，我对他说他：「将军大人，」(他拥有将军的官阶)「请为我解释一下叶日第人不能走出圆圈的原因。」
「噢，你是说那些恶魔崇拜者吗？」他问道。「那不过是歇斯底里。」
「是歇斯底里吗？」我质疑道。
「是歇斯底里.....」然后他叽哩呱啦对歇斯底里发表长篇大论，而我从他的长篇大论中所得知的是：歇斯底里就是歇斯底里。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因为卡尔斯军用医院图书馆中没有一本神经病理学和心理学的书不曾被我读过，而且我读得极为专注，几乎仔细读遍 每一行，渴望透过这些学科找到关于灵动术的解答。因此，我早就知道歇斯底里就是歇斯底里，但我渴望知道更多。
我愈明白那些问题有多难解决，心里那只好奇的虫子便啃吃得我愈厉害。好几天之久我都魂不守舍，什么都不想做，只是一再想着一件事：「什么是真的？书上写的？老师教的？还是我一直碰到的事件？」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一次我完全摸不着头脑。
叶日第人事件过后大约五、六天，当我在一大早去喷泉那儿洗澡时（每天早晨在泉水中沐浴是当地的习俗），我看见一群女人在街角那里议论纷纷。我向她们走过去，得知下面这件事：那天晚上，鞑靼区出现了一个「果尔那」（gornakh）。「果尔那」是一种恶灵的名字，祂会使用刚刚过世者的肉体，以那人的形貌出现，去做各种坏事，特别是对付死者生前的敌人。这一次，这种恶灵出现在一位刚刚过世的鞑靼人身上——他是玛丽安·巴 琪的儿子，前天才刚下葬。那人的过世和下葬，我知之甚详，因为他家就在我们旧宅——亦即我们一家人迁往卡尔斯之前所住的房子——隔壁。
前一天我才去那儿收房租。我也拜访了好几位鞑靼邻居，并看到死者的尸体被抬出门的情景。他是个年轻人，最近才刚刚加入警卫的行列，常常来串门子；我跟他很熟。好几天前，在一场骑术竞赛中，他从马背上坠落，据人们说，他扭到肠子。虽然有一位名叫考切夫斯基的军医给他喝了满满一杯水银，以「矫正他的肠子」，但那可怜的人还是死了，而且根据鞑靼习俗，很快就被下葬。
然后，那个恶灵似乎进入他的尸体，并试着把它拖回家，但某个人恰好看见这情景，大叫起来，并敲了警钟，为了阻止那恶灵伤害善良的邻居，他还赶紧切断那具尸体的喉咙，把它带回公墓去。
那里的基督徒都相信，这种恶灵只会进入鞑靼人的尸体，因为根据鞑靼习俗，棺木最初并不深埋，只在上面洒点土，而且旁边常会放点食物。恶灵要进入深埋地下的基督徒尸体，可就难了，这就是为何祂们比较偏好找鞑靼人。
这件事令我整个人都呆了。我要如何向自己解释呢？我知道什么？我环顾四周：聚集在角落的是我那位令人敬重的叔父乔奇·梅可洛夫、他那刚刚完成学业的儿子，以及一位警官；他们全都议论纷纷。他们都受人尊敬，都比我年长，当然也都知道一些我连梦都没梦过的事情。我在他们脸上看到愤慨，或悲叹，或震惊了吗？没有；他们甚至似乎很高兴这一次有人成功地惩罚了那个恶灵，阻止祂做坏事。
我再度埋首书堆，冀望透过那些书，能够满足那只啃蚀我内心的虫子。博格切夫斯基在这方面帮助我很多，但不幸的，他很快就离开了，因为他来到卡尔斯两年之后，就被任命为海地区某个城镇的驻军训诲师。
当他住在卡尔斯担任我教师的时候，他在我们的交往中引进某种特殊关系，也就是说，当时他虽然还没成为神父，但是 每个礼拜都会听我告解。当他离去时，嘱咐我一些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每星期写出我的告解，寄去给他，他答应有时候会给我回音。我们协议他把信寄给我的叔父，由他转交给我。
博格切夫斯基在海地区待了一年之后，放弃训诲师的职位，成为一名僧侣。当时，据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妻子似乎和某位军官有染；博格切夫斯基揭发了那件事，不愿意在那儿继续待下去，甚至不愿在教会里任职。
就在博格切夫斯基离开卡尔斯不久之后，我前往提弗里斯。在这里，我收到两封叔父转来的信。接下来过了好几年，我都没有他的消息。
接获这些信多年之后，有一次，我十分偶然在撒玛拉城(Samara)碰见了他，当时，他正从当地一位主教的住宅走出来，身上穿着一所著名修道院的僧袍。他并没有立刻认出我来，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成年，外貌改变了很多。但当我告诉他我是谁，他对于我们的重逢显得非常高兴。接连几天，我们时时碰面，直到我们分别离开撒玛拉为止。
这次碰面之后，我再也不曾碰见他。后来我听说他不想留在俄国那所修道院，很快便离开到土耳其去，然后又前往圣阿窦斯，但也不曾在那儿久留。那时他已宣布断绝修道院的生活，并且来到耶路撒冷。在那儿，他偶然和一位在「上主圣殿」附近卖念珠的人交上了朋友。
这个卖念珠的人是埃辛修道院的僧侣。他逐渐为博格切夫斯基准备妥当，引介他加入他的兄弟会。由于博格切夫斯基的生活堪为典范，便被指派为修道院的监察；几年后，他被派往这个兄弟会在埃及的分支修院担任院长；后来，当该兄弟会总修院院长的一位助理过世时，博格切夫斯基便授命接了那个位子。
他在这段期间当中所过的不凡生活，我在布鲁沙的时候从一位朋友那儿得知很多。这位朋友是个土耳其的回教托钵僧，常常与博格切夫斯基碰面。在这之前，我还收到他的一封信，也是由我的叔父转递。这封信中，除了一些祝福的话之外，还附了一张他身着希腊僧侣道袍的小照，以及几张耶路撒冷圣地的风景图片。
当博格切夫斯基在卡尔斯，还只是个神父候选人的时候，对于道德就有相当原创的看法。当时他教导我说，世界上有两种道德：一种是客观的，由人类数千年的生活所建立的；另一种是主观的，属于个人以及整个国家、王权、家庭，和人群等等。
「客观道德，」他说，「是由生活所设立，也是上主本身经由祂的先知授给我们的戒律；它逐渐形成人类心中叫作良心的东西；客观道德就是藉由这良心而得以维系。客观道德从不改变，只会随着时间而变得更宽广。至于主观道德，它是人发明的，因此是相对的观念，会因人因地而异，也取决于某一时期的善恶观念。」
「例如，在高加索这里，」博格切夫斯基说：「如果一个女人跟访客说话时不把脸遮起来，每个人都将认为她不道德、被惯坏、教养不好。但是在俄国却相反；如果一个女人把脸遮起来，或不跟访客说话，不款待他们，个人就都会认为她没教养、粗鲁、脾气古怪等等。」
「另一个例子：在卡尔斯这里，如果一个人没有每星期或至少每两个星期去洗一次土耳其浴，他周围的人便不喜欢他，厌恶他，甚至闻出他身上的臭味，而事实上也许一点味道也没有。但是在圣彼得堡，情形却恰恰相反。一个人甚至只要提到去澡堂洗澡，就会被人认为教育程度差、没知识、是个大老粗等等。如果他碰巧真的去了，也会隐瞒这件事，以免被认为没有品味。」
「上星期发生在卡尔斯驻军军官中的两起事件，造成很大的骚动，正好可以作为例证，让我们对所谓的道德或荣誉有一个相对性的了解，」博格切夫斯基继续说道：
「头一件是K中尉的审判，第二件是马卡罗夫中尉的自杀。」
「K中尉受审是因为他残酷地抽打一个鞋匠伊凡诺夫的脸，导致那鞋匠失去一支眼睛。法庭判他无罪开释，因为经过调查，那位鞋匠曾多次烦扰K中尉，而且散播不利于K中尉的谣言。」
「我因为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便决定无论法庭的采证如何，都要去问问那不幸的鞋匠一家子，以及认识他的人，以便亲自了解K中尉暴行的真正原因。」
「据我所知，这位中尉先是向鞋匠伊凡诺夫订制一双靴子，然后又订制了两双，并答应当月二十日他领到薪水后，就会付款给他。二十日到了，中尉没将钱送来，伊凡诺夫便去中尉家里索讨欠款。这位军官答应第二天给钱，但第二天又说再延一天，总之，他用了一长串的『明天』来搪塞。然而，伊凡诺夫一次又一次去讨钱，因为那笔钱对他而言是个大数目，几乎是他所有的一切——他妻子全部的储蓄。他的妻子为人洗衣服，几年来一戈比一戈比地攒下那笔钱，全拿给丈夫为那中尉的靴子买皮料。此外，伊凡诺夫一直来讨钱，也是因为他有六个孩子要养。」
「最后，K中尉对伊凡诺夫的锲而不舍感到不耐烦，便交代他的传令兵告诉鞋匠说他不在家，然后把他赶走，并威胁他说要将他送入监牢。最后，中尉又嘱咐他的传令兵，如果伊凡诺夫再来，就给他一顿好打。」
「这位传令兵却是个仁慈的人；他没有照主子的吩咐打伊凡诺夫，而是想以一种友善的方式劝他不要再来烦扰少尉，便邀他进厨房聊聊。伊凡诺夫坐在一支凳子上，传令兵便开始为一支鹅拔毛，准备上烤架。伊凡诺夫见了这情景，批评道：『是这样哪！我们的大人先生天天吃烤鹅，欠债却不还，让我的孩子们挨饿！』
「就在这当儿，K中尉恰好走进厨房，听见了伊凡诺夫的话，便发起恼来；他从桌上拿了一支很大的甜菜根，用力朝伊凡诺夫脸上挥去，因为用力过猛，以致将他的一支眼珠打了出来。」
「第二起事件，」博格切夫斯基说道，「可以说和头一起事件恰恰相反：某个叫马卡罗夫的中尉因为还不了某位马须维洛夫上尉的赌债，而举枪自尽。」
「首先必须说明：这个马须维洛夫是个老赌棍，也是大老千。他没有一天不揩人家一点油；他所玩的牌局当中有诈，这是众人皆知的。」
「不久以前，马卡罗夫和一些军官玩牌，马须维洛夫也在里面。前者不但输了所有的钱，还输掉他跟这位马须维洛夫借来的钱。他答应三天内还钱，但因这笔钱为数颇大，马卡罗夫没办法在三天之内凑足，乃自觉没有信用，而决定自戕，以免沾污了军官的荣誉。」
「这两起事件皆肇因于债务：一是债权人被债务人打出了眼球，一是债务人举枪自尽。为什么？只因马卡罗夫周围的人全都会因为他没偿付马须维洛夫这老千的债而责难他；在鞋匠伊凡诺夫的事件中呢，即使他的孩子都将饿死，军官不付帐给鞋匠，也无碍于社交礼仪，因为一位军官的荣誉跟偿还鞋匠的义务毫无关系。」
「再重复一次：一般而言，这类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人们在孩子发展阶段时，就把各种惯例和成规灌输给他们，阻挡了大自然在孩子心里发展出良心，而良心却是我们祖先数千年来奋力挣扎、不使惯例和成规将它扼杀的东西。」
博格切夫斯基时常激励我不要理睬任何惯例或成规，不论它是属于我最亲近的人，或是其它外人。
他说：「人们被填塞的这些惯例和成规，形成了主观的道德，但真实人生所需要的，却是出于良心的客观道德。」
「良心到处都是一样的。在这里是这样，在圣彼得堡、在美国、在堪察加半岛，以及所罗门群岛，也都是这样。今天你在这儿，但明天你也许会在美国；如果你有真正的良心，并依它过活，那么你无论走到哪儿，都可以过得安好。」
「你还小，你的人生还没开始呢！这里也许有很多人说你教养不好；你也许不知道如何正确地鞠躬，或者以适当的方式说恰当的话，但这都无关紧要，只要当你长大，开始过你的人生时，你自己有一个真正的良心，亦即客观道德的基础，那就好了。」
「主观道德是一个相对的观念，而如果你心中充满了相对观念，那么等你长大，你将老是以因袭的眼光和意见去行动、去判断别人。你必须学会不以周遭人所认为的好或坏去行动，而要依据你的良心去行动。一颗没有受到拘束的良心，总是比所有的书本和老师加起来所知道的还多。但是目前，在你自己的良心尚未形成的时候，就依据我们的老师耶稣基督的圣训去做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现在年事已高的艾弗利希神父，碰巧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能够依循圣师基督的教诲来生活的人。
希望他的祈祷能成为所有期望根据真理而活的人的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