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奇迹

第十二章转化性能量(一)

  在一九一六年夏天时,我们团体的工作展开新而密集的形式。葛吉夫大都待在圣彼得堡,只有几天会到莫斯科去,然后与两、三个他在那里的学生一起回来。我们的讲课和聚会已经不再像以前那般拘束,因为彼此都更为熟稔。虽然人与人之间免不了有一些摩擦,但大体说来我们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紧密的团体,同感兴趣于正在学习的新观念以及关于知识及自我认识的种种新的可能性。

  那时我们的团体大约有三十人,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聚会。有几次葛吉夫一从莫斯科回来就安排大家到乡下远足,举行大型派对或野餐,我们会有shashlik,这在圣彼得堡几乎已经失传。我特别记得有一次我们溯Neva河而上到Ostrovki去,因为就在那时我突然领悟,为什麽葛吉夫要安排这些看起来漫无目的的郊游。我领悟到他一直都在观察,因为许多人在这些场合几乎换了一个人,而在圣彼得堡正式聚会时这些新面目都被小心隐藏着没有显露出来。

  我与葛吉夫在莫斯科的学生的聚首大不同于前一年春天我们初识时,我现在不会觉得他们很做作,或只是默记一个角色的台词然后照本宣科。相反的,我总是急切盼望他们到来,然后设法得知他们在莫斯科的工作如何,以及葛吉夫有告诉他们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我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其后对我工作非常有用的东西。从我和他们的谈话中我看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计划在进展:我们不只跟葛吉夫学习,也彼此教导。我开始看出葛吉夫的团体就像某个中世纪画家的「学校」一样,画家的学生和他住在一起,与他一同工作,而在向他学习的同时也彼此教导。同时我也了解到为什麽葛吉夫在莫斯科的学生们在我们初次见面时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我明白我的问题是多麽天真无知:「他们是根据什麽工作自己?」「他们所研究的体系是由什麽构建而成?」「这个体系的源头是什麽?」诸如此类。

  我现在才了解这些问题无法回答。一个人必须学习才能开始了解这点。一年多以前我以为我有权利问这些问题,正如现在新来的人一开始也问这些问题,并且很惊讶为什麽我们不回答,而我们已经可以看他们认为我们做作,或只是扮演一个学来的角色。

  但是新来的人只三加葛吉夫也在场的大型集会,我们原来团体的聚会另行举行。而且我们也清楚为什麽要如此,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挣脱一般人刚开始接触这工作时的自信满满,以及自以为无所不知,因此我们也比以前更了解葛吉夫。

  但是在一般大型集会上我们都觉得很乐,因为我们可以听到新来的人提出我们以前一开始也问过的问题,而他们是如何和我们当初一样不能了解那些基本而简单的观念。与新人的聚会使我们多少觉得淘淘然,颇有成就感。

  然而当我们与葛吉夫会面时,他常常只以简单的一句话就粉碎了我们为自己建立的一切,并且逼使我们看出事实上我们还不知道,也不了解我们自己及其它人。

  「整个问题就在于你们太有把握自己已经是一个相同的我。」他说道,「我可不是这样看待你们。比方说,我今天看到一个邬斯宾斯基到这里来,而昨天则是另一个。或是这位医生--在你们来之前我俩正坐在这里聊天,然后你们来了,我刚好瞥了他一眼,却看到另一个医生坐在那里。他与我单独会面时的样子,你们很少能看到。

  「你们必须明白每一个人都有一群为数固定的角色供他在日常生活扮演,面对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状况他都有一个角色来对应,但要是把他摆在一个只稍稍更动一点的状况,他就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色,然后在那片刻他变成自己。研究一个人扮演的角色群相当有助于认识自己,每一个人的角色戏目都非常有限。要是一个人只说『我』及『蕴芳』,他就不能看到整个自己,因为『蕴芳』也不是一个;一个人至少有五到六个自己,有一两个用于他的家庭;一两个用于办公室(一个用于下属,另一个用于上司);一个应付在餐厅里的朋友;也许还有一个对崇高的观念感兴趣,喜欢知性的对话。

  「在不同的时候这个人完全认同于其中一个角色,无法和它分开。能看出这些角色,能知道一个人的角色戏目,尤其是知道它的局限,就所知甚多。但是重点是一个人在他的戏目之外会感到非常不自在,要是某事使他暂时偏离常轨,他会千方百计回到任何一个他习以为常的角色。当他落回常轨,一切就又运转自如,笨拙的感觉和张力都消失了,这就是生活的情况。

  「但在工作时,为了要观察自己,一个人必须安于这种笨拙和张力以及不自在和无助之感,只有体验这种不自在一个人才能真正观察到自己。而且道理十分明显,当一个人不能扮演习以为常的角色,当他不能从戏目上找到一个适当的角色,他会觉得自己好像脱光了衣服,又冷又羞愧,恨不得立刻远离众人。

  「但是问题出现了:他想要什麽?要安宁的生活,还是要工作自己?要是他想要一个安宁的生活,首先就必须永不离开他的戏目。在他习以为常的角色群中,他觉得自在又太平,但如果他想要工作自己就必须毁掉太平,想要两者得兼根本不可能。一个人必须作个选择,但是在选择时,结果通常会骗人,也就是说一个人想要欺骗他自己:囗头上他选择了工作,但骨子里却不想丢掉他的太平日子。结果他脚踏两条船,这是最不舒服的姿势,他一点也没有工作到,却也得不到自在。

  「但要一个人决心丢弃一切展开新工作,实在很困难。为什麽这麽难?主要是因为生活太安逸了,即使他觉得日子过得很糟,也早以习惯如此,生活很糟也比未知好。但是工作自己却要面对全新而未知的状况,他甚至不知道能不能从中得到任何成果。此外,这里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要服从另一个人了,要是一个人能为自己制造困难和牺牲,他就能突飞猛进,但问题是他不可能如此。他必须要服从另一个人或是遵循整体工作的方向,这方向只能由一人加以控制。这种臣服对一个自认能决定一切或能做一切的人来说,是最困难不过。

  「当然,如果他能丢掉这些幻想而看出他真正的样子,这个困难就消失了。然而这情形只能在工作过程发生,要开始工作,尤其是要能坚持下去是非常困难的,而困难的原因在于生活太平顺了。」

  另一次葛吉夫继续谈论团体的工作:

  「不久以后你们会看出每个人在这工作中都因应于他的身体类型及主要特征或主要弱点,而被赋与个别不同的任务;也就是说这工作能给他机会更为彻底而集中地对抗他的主要弱点。但除了个人工作,也有给予整个团体的一般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团体要负责这些工作的执行或是不执行,不过有时候团体也要为个人任务负责。但首先我们要服从整体任务,譬如你们现在应该对这体系的性质及它的主要方法有些了解,因此你们应该能把这些观念传述给其它人。

  「你们该记得一开始我不准你们在团体外面谈论这些观念,那时我明确规定,除了经我特别指示的人之外,谁也不能和外人谈论这些团体、观念或讲课。我那时已经解释过为什麽必须如此,因为你们还不能勾勒出正确的图像,给予正确的印象。你们不但不能给人机会去接触这些观念,反而把他们赶得远远的,甚至会剥夺他们此后再接近的可能性。不过现在情况改观了,你们已经听课够多了。假如你们真的下过工夫去了解你们听到的一切,就能传述给别人听。因此我指派你们每一个人一项明确的任务。

  「设法把你和朋友及熟人的谈话引到这些主题上,设法为那些有兴趣的人做准备,如果他们要求的话,带他们来三加聚会。不过每一个人都必须体认到这是他自己的任务,不能指望别人来帮他完成。如果你们表现得可圈可点就显示出你们已经有所理解和吸收;其次是你们能监别他人,能了解谁值得交谈,谁则不值得,因为大多数的人一点都不能领略这些观念,和他们交谈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同时也有人能体会这些观念,这就值得与之交谈。」

  这之后的聚会精彩极了。每一个人都是一箩筐和朋友谈话的印象,每一个人都有满腹疑问;每一个人都多少有些沮丧和失望。

  事实证明我们的朋友和熟人提出非常精明的问题,使我们无法回答。譬如他们问说我们从这工作获得什麽,并且公开对我们的「记得自己」表示怀疑。另一方面,有些人则非常笃定他们能「记得自己』。有一些人觉得「创造射线」和「七个宇宙」荒谬可笑又没用。「地理和这个有什麽关系?」我有一个朋友非常巧妙地谐拟一出最近上演的喜剧中的一句台词。另一些人则问说有谁看过这些中心,要怎样才能看到它们;有人觉得说我们不能「做」,实在荒谬;其它人觉得密意主义「有趣是有趣,但却不可信。」有些人不准备放弃相信他们是猴子后裔的信条;其它人觉得这体系没有宣扬「爱人」的主张;有些人说我们的观念彻底唯物,说我们想把人变成机器,认为我们不重视奇迹、理想主义等等,不胜枚举。

  当我们把与朋友的这些谈话说给葛吉夫听时,他笑了。

  「这算不了什麽,」他说,「要是你们真的把人们对这体系所能有的意见搜集起来,连你们自己都不会相信它了。这个体系有一个巧妙的特性:仅仅与它一接触就会引发出人的极好或极坏。你们可能认识一个人一辈子,觉得他挺不错,甚至还相当聪明。试着和他谈这些观念,你立刻会发现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反之,另一个人可能看起来没有什麽,但是和他谈起这些话题,你会发现他开始思索,而且极为严肃认真。」

  「我们要怎样才能认出能来工作的人们?」一个在场者问道。

  「要怎样认出他们是另一回事,」葛吉夫说,「那需要某些程度的存在(to be)。但在谈及这点之前我们必须先确定那一种人能来工作,那一种人则不行。

  「你们必须了解到一个人首先应该有一些准备,一些行李。他应该能从寻常管道得知某些密义观念、

  隐藏的知识,以及人内在进化的可能性等等。我的意思是这些观念对他而言不应该全然陌生,否则就很难和他沟通。如果他至少具备一些科学或哲学的基础也很管用。要是一个人熟知宗教,这也会有帮助,但要是他拘泥于宗教形式而不能掌握它们的本质,他会很难了解这个体系。一般而言,如果一个人略知皮毛,只读过皮毛,只想过皮毛,都很难和他交谈。如果他的本质良好,还可以采用一种全然不需谈论的方式,但如果这样他就必须服从,必须放弃他的意志,而且必须以某种方式做到这点。

  「有一条通则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人:为了能严肃地接近这个体系,人们首先得感到失望,也就是对自己的能力失望。其次是对一切旧有的方法失望,除非一个人对他曾经做过的一切,以及寻找过的一切都感到失望灰心,否则就不能感受到这体系中最有价值之处。如果他是科学家,就该对他的科学失望;如果他是宗教人士,就该对他的宗教失望;如果他是政治家,就该对政治失望;如果他是哲学家,就该对哲学失望;如果他是神智学者,就该对神智学失望;如果他是玄学家,就该对玄学失望,诸如此类。

  「但是你们必须了解这话是什麽意思。譬如我刚说一个宗教人士应该对宗教失望,但这不是说他就该失去信仰,相反的,他只对教义以及方法感到失望,而体认到他所知的宗教教义对他并不足够,不能引导他到任何地方。所有的宗教教义--当然完全败坏的野蛮宗教以及现今捏造的宗派除外--都包含两个部份:显而易见的和隐而不显的。对宗教感到失望是指对显而易见的部份失望,而觉得必须去寻找宗教隐密而未知的部份。

  「对科学感到失望也不是说对知识不再感兴趣,而是深信一般的科学方法不但毫无用处,还导致诸多荒谬又自相矛盾的理论。一旦有这种深信就会开始寻找其它的可能。对哲学感到失望是指深信一般哲学就如俄谚说的,只是从一个空瓶倒到另一个空瓶;而人们甚至不知道哲学是什麽意思,即使真正的哲学可以存在,也应该存在。对玄学感到失望不是说就对奇迹失去信心,而只是深信一般寻常,甚至大肆宣传的玄学,不管采用什麽名目,都只是江湖郎中自欺欺人而已。虽然某个地方某样事物真的存在,但是人以一般方法得知或可以学到的一切都不是他需要的。

  「因此,不论他以前从事什麽工作,不管他以前喜欢什麽,如果他达到了对所有可能性以及所有方法都失望的地步,就很值得与他谈谈我们的体系,他或许能一起工作。但要是他还认为可以用老方法发现什麽,要是他认为还没试遍所有方法,可以独自发现或能做任何事情,那麽他就还没有准备好。我不是说他必须抛弃以前所做的一切,一点也不需要这样。相反的,通常最好是他继续以前的工作,但是他必须明白它只是个职业、嗜好或必须品而已。如此一来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就能不『认同』了。

  「只有一件事与工作誓不两立,那就是『职业玄学』或『职业郎中』。所有这些降神术者、信仰疗法者、天眼通等等,或甚至是和他们走得很近的人,对我们都没有任何好处。你们必须记住这点,留心不要多嘴,因为他们会把从你学来的一切用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那就是愚弄别人。

  「还有一些类别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不过我们以后再谈,现在只要记住一件事即可:一个人必须要对一般方法彻底失望,而同时能认为或接受可能还有某样事物在某个地方。如果你对这种人说话,不管表达多麽笨拙,他都可以从你话里察觉一丝真理的滋味。但你要是对一个深信另一回事的人说话,你所说的一切他都觉得荒谬,不愿意认真听你说,这样就不值得在他身上浪费时间。这个体系是要给那些探索过也焚烧过自己的人。那些还没有探索,现在也不在寻找的人不需要它;那些还没有焚烧过自己的人也不需要。」

  「可是别人不是这样起头的。」一个伙伴说道,「他们问:我们承认以太(ether)存在吗?或我们如何看待进化?或为什麽我们不相信进步?或为什麽我们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应该在正义及全民福利的基础上组织生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是好的。」葛吉夫说,「你可以从任何一个问题起头,只要它是真诚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一个人问起以太、进步或全民福利的问题可以是只想说点什麽,或是重复某人说过的话或书上看来的观念;而另一方面有人问这问题是因为这问题使他刻骨铭心,你可以给他答案。可以以从任何一个问题把他带来这体系,只是这个问题必须让他刻骨铭心。」

  我们讨论那一种人可能会对这个体系有兴趣而且能来工作,这在不知不觉中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观点来评价朋友。在这方面我们都有惨痛的体验,其实在葛吉夫正式要我们把这个体系告诉朋友之前,我们当然已经设法和最常来往的人们做过讨论。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对这些观念的满腔热情只碰到冷淡的响应,他们不了解我们。在我们看来新鲜独创的观念,我们的朋友却觉得老旧无味,只是原地打转,甚至令人讨厌,这一点最让我们震惊。我们很吃惊那些与我们相亲相爱的人,以前我们能倾诉苦恼及有所感应的人,如今却不能看到我们所看见的,甚至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从我个人的经验我得说这使我匪夷所思,甚至为此痛心,我是说根本不可能使别人了解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一般问题我们早已习惯如此,我们知道对我们怀有敌意、心胸狭窄或是没有大脑的人会误解我们,把我们所说的一切扭曲变形,给我们乱扣帽子。但是现在当我们看到那些我们一直觉得是臭味相投,共度许多时光,一直觉得最能了解我们的人也是如此时,心不禁凉了半截。当然这种情况只算例外,大部份的朋友都只是漠不在乎。

  我们费尽心力要使他们对葛吉夫的体系产生兴趣,却徒劳无功。但是有时候他们对我们会另眼相看,我忘记是谁第一个注意到朋友觉得我们越变越糟,他们觉得我们没有以前有趣,而开始变得苍白无趣,好像正在褪色,失去以往的自发性和对一切事物的感应力,而变成『机器』,不再有创意,不再去感受,而只是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从葛吉夫那里听来的话。

  当我们告诉葛吉夫这种种现象时,他笑个不停。

  「慢着,糟糕的还在后头呢。你们知道这是什麽意思吗?这代表你们已经停止说谎了,至少不再说得那麽漂亮,亦即你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把谎说得那麽精彩有趣。有趣的人就是把谎说得很漂亮,但是你们已经羞于说谎了。你们现在可以对自己承认有时候是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或不了解,你们说话时不再说得好像通晓一切,这当然是指你们变得比较无趣,比较不原创,或正如他们所说的,比较没有响应,所以现在你们真的可以看出你们的朋友是哪一种人了。他们还为你感到遗憾,以他们的立场这没有错,你们已经开始死去(他强调这个字)。要完全死去还早的很,不过你们已经不再那麽愚蠢了,你们不能像以前那样真诚地欺骗自己,你们已经尝到真理的滋味。」

  「为什麽现在有时候我似乎什麽也不了解,」一个在场者说,「以前我都认为有时候至少我可以了解一些事,但是现在我却一无了解?」

  「这是指你已经开始了解了,」葛吉夫说,「当你一无了解时你以为自己了解一切,或至少你可以了解一切。而现在当你开始了解,你却以为自己不了解,这是因为以前你没尝过了解的滋味,现在这了解的滋味就像缺乏了解一样。」

  我们的讨论时常会谈到朋友对我们的感觉,以及我们对朋友的新观感。我们开始领悟这些观念不是使人互相结合,就是拆散他们。

  我们有一次对「类型」有意思的长谈,葛吉夫覆述他以前说的一切,又附带谈了许多对个人工作的指示。

  「你们每一个人,」他说,「也许都在生活里碰过属于同一类型的人。这些人常常长得很像,而且他们对事物的内在反应也很一致。其中一个喜欢什麽,另一个也喜欢;一个人不喜欢什麽,另一个也不喜欢。你们必须记住这些特别的时刻,因为你们只能藉由与人交往来研究类型的学问,此外别无他法,其它都是想象而已。你们必须了解以你们所处的情况最多只能遇见六、七种类型,虽然生活中还有更多基本的类型,其余的都是这些类型的组合。」

  「总共有几种类型?」一个人问道。

  「有些人说有十二种,」他说,「这是依据十二门徒代表十二种类型的传说,有人说还有更多。」

  他把话打住。

  「我们可以知道这十二种类型,亦即它们的定义和特性吗?」一个人问道。

  「我正在等这个问题,」葛吉夫说,「当我谈到类型时,没有一次不会有个聪明的家伙提出这个问题。你们怎麽会不明白这个如果可以解释,我早就会解释了。然而事实就在于类型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没有办法用一般语言界定,而可以用来界定它们的语言你们又还不知道,而且要很久以后才会知道。正如『四十八条律则』一样,有人一定会问是不是能知道这四十八条律则是什麽,好像这是可以办到的。要了解能给你们的都会给你们,藉由你们所得到的,你们要去找出其它的一切。不过我知道现在讲这个只是浪费时间而已,你们现在还不了解我,而且很久以后都不能。去想想知识和素质的不同,有些事需要不同的素质才能了解。」

  「但要是类型不超过七种,为什麽我们不能知道它们是什麽,也就是知道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而且在遇见时能加以辨别呢?」一个人说。

  「你们必须从自己开始观察我说过的事情,否则它就变成无法利用的知识。你们之中有些人认为自己可以看出类型,但是所看到的根本就不是类型。为了要看出类型,一个人必须先知道他自己的类型,而且要能和它『区分开来』。为了要知道自己的类型,他必须好好研究自己的生活,从出生到现在的整个生活,他必须知道事情为什麽发生以及是如何发生的。

  「我要给你们每个人一项任务,它同时是整体任务也是个人任务。让你们团体中的每一个人说出他的生活,每一件事都要详细说明,不能美化也不能不说;强调主要的事情,不在琐碎细节上打转。你们必须真诚,不要害怕别人会误解,因为每一个人的处境都一样。每一个人都要坦露他自己,都要展露本色。这件任务会再次告诉你们为什麽不可以把团体的一切传出去。要是有人认为或猜想他在团体所说的一切会被传出去,就没有人敢说话。但是他应该完全确信什麽也不会传出去,然后他才能毫无顾忌地说话,了解到别人也会如此。」

  不久葛吉夫就到莫斯科去了。他不在的期间我们试过各种方法想要完成这项任务。首先,为了使葛吉夫指派的任务比较容易实行,有一些人依据我的建议尝试不在整个团体谈个人的生活,而是找几个最熟的朋友一起谈。

  我得说所有这些企图通通失败。有些人说得太多,其它人说得太少。有些人谈到不必要的细节,或是描述他自认特别而独创的特性。有些人净谈他们的「罪恶」或过错。但是总而言之却无法产生葛吉夫期待的效果,所呈现的总是使人不感兴趣的轶事或编年史,以及使人呵欠连连的家庭回忆。这中间定有差错,但是到底错在哪里?即使是那些设法尽可能真诚的人也不能确定。

  我记得自己的尝试,首先我设法表达某些使我非常感兴趣的幼年印象,因为我记得非常年幼时的样子,而且总是惊讶于其中一些早年的印象。但是没有人对这感兴趣,我很快就看出这一定不是我们被要求做的。我继续谈下去,却立刻确定有许多事情我一点也不想说。这个发现着实出其不意。我接受葛吉夫的观念,没有一点反对,而且认为我可以毫无困难地说出我的生活故事,但事实上竟然不可能。我里面有某个东西如此激烈抗议这个观念,而我甚至一点也不企图去对抗它。在谈到我生命中的某些时期时,有一些事实我不想提起,便设法只带过它们的大要和意义。

  我注意到以这种方式说话时,声音和语调都会改变,这帮助我去了解别人;我开始听出他们在谈自己和他们的生活时,声音和语调也有变化。一开始我是在自己身上听到一种特别的语调,这种语调显示出人们对于正在谈论的事情,想要有所保留,但是语调却泄漏了秘密。其后对于语调的观察使我得以了解其它许多事情。

  葛吉夫回到圣彼得堡后(他这次在莫斯科待了两。三个星期),我们告诉他做过的尝试,他听完一切,只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分开「个性」和「本质」。

  「个性藏在本质后面,而本质又藏在个性后面,它们彼此阻挡对方。」

  「本质要如何与个性分开?」一个在场者问。

  「你要怎麽把你自己的与不是自己的分开?」葛吉夫回答,「必须要思考,要知道你们一个个的特性是从那里来的;你们必须明白大多数人,由其是你们社交圈子的人,几乎没有自己的东西。他们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他们自己所有,其中大部份都是偷来的;所有他们称之为对世界的观点、信念、想法、概念,都是从各种来源窃取来的。所有这一切就形成个性,必须被丢到一边。」

  「但是你自己说工作要从个性开始。」一个人说。

  「没错,」葛吉夫回答,「所以我们首先必须确立我们正在谈的是一个人发展中的什麽时刻,以及是什麽层次的素质。刚刚我说的只是生活中与工作完全无关的人。这种人,尤其是如果他属于『学术』圈子,几乎完全由个性组成,他的本质大多在很早年的时后就停止发展了。我认识一些素来被敬重的家长、具有各式观念的教授、享有盛名的作家、几乎是部长级的重要官员,他们的本质大概在十二岁就停止发展。而这还不是最糟的,有时后本质的某些层面在五、六岁时就停顿了,然后一切结束;其于的一切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它们是戏码或是从书上抄来的,要不然就是藉由模仿现成范例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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