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奇人相遇
第九章皮歐特·卡本科
這一章將獻給皮歐特·卡本科，我童年的朋友，他在日後憑著真正的成就，而非一紙文憑，成為一位著名的採礦工程師，而現在他已經辭世……
願他已經進入天國！
如果我在本章一開始先描述我倆第一次惺惺相惜的情況，然後敍述某次遠征發生的幾樁事件，在期間由於造化弄人，導致他英年早逝；以我之見，這應該足以描繪卡本科個性的各個層面，並且達成我在本系列寫作的目標，亦即使讀者獲得啟發及真正有用的資訊。
我倆在孩提時代就已建立深刻的友誼。我會盡可能詳述當時的經過，尤其是這可能說明一般年輕混混的某些心靈層面，其中一些人在日後都卓然有成。
當年我們住在卡爾斯城，我是要塞大教堂唱詩班的成員。
我必須先聲明，在我的老師柏格切夫斯基離開卡爾斯，而我的首位導師波爾許祭司長也因病而請假離開後，我頓失兩位真正的權威人士；而且我的家人也在考慮近期內回到亞曆山卓普，因此我無心留在卡爾斯城，而開始盤算到提弗裏斯去，我早就夢想加入那裏的副主教唱詩班──當時我常獲得這項提議，對我年幼的虛榮心不啻一種恭維。
在我生命的這段時期，當這種夢想仍然是我尚未發展完全的思考機能的核心時，有一天清早一位要塞大教堂的唱詩班團員向我跑來，他是一位陸軍書記，之所以成為我的朋友，主要是我有時會帶上等香煙給他，而我得招認這香煙是我從叔父的香煙盒偷來的。他氣喘吁吁地告訴我他湊巧偷聽到要塞司令和騎警隊隊長討論要逮捕並嚴格詰問幾位與炮兵靶場有關的人等，而我的名字也被提起，可能與這事件有瓜葛。
關於炮兵靶場的事件，在我心靈中烙下良心的懺悔，我也因此匆匆離開，而正是這場事件促成了我與卡本科的親密友誼。
在當時我有一群與我同年以及比我年長許多的朋友。在同年的朋友中有一個非常討喜的男孩，是一位釀造伏特加酒者的兒子。他的名字是萊奧左夫或萊左夫，我已經記不得了。他常常邀請我到他家，有時候我也會不請自來。
他的雙親對他寵愛有加。他有自己的房間，我們可以在裏面舒舒服服做功課，他的寫字桌上總是擺了一盤剛出爐的香酥糕餅，當時我非常愛吃。但是更重要的也許是他有一位年約十二、三歲的姊姊，當我在他房間時她常常會剛好走進來。
一份友誼就在我倆心中滋生，我在不知不覺中愛上了她。她對我似乎也不是沒有好感。總而言之，一段羅曼史開始悄悄滋長。
我的另一位朋友，一位炮兵官之子，也常常到他家。而他，就像我們一樣，也在家裏讀書以便進入某所學校，因為他被人發現一耳稍聾，而無法進入軍事訓練隊。
這位就是皮歐特·卡本科。他也愛上了萊奧左夫的姊姊，而她顯然也喜歡他。她對他很好，似乎是因為他常常帶鮮花和糖果給她；而她對我好則是因為我彈得一手好吉他，也很會設計手帕的圖案，她很喜歡照著刺繡，然後宣稱這是她自己設計的圖案。
因此我們兩人都愛上這位女孩，漸漸的，可以這麼說吧，我們兩位對手心中都升起一把嫉妒之火。
有一次在大教堂的晚間禮拜結束後，當時這位使人心碎的可人兒也在場，我就想出一個合情合理的藉口，請求唱詩班指揮准許我早一點離開，因為我想在她走出教堂時與她碰面，並護送她回家。
在教堂的門口我發現自己與情敵撞個正著。雖然我倆都怒火中燒，卻還是很有騎士風度的一起護送我們的「仕女」回家。但是等我們離開她之後，我實在無法再克制自己，就藉口某事和他爭執，結結實實揍了他一頓。
打完架後的隔天晚上，我照例和一些死黨來到大教堂的鐘樓。當時在要塞大教堂的屬地上並沒有真正的鐘樓，而正在興建中，大 鐘暫時掛在一個屋頂高聳、狀似八角型哨亭的木建築內。在屋頂及懸掛大鍾的屋椽之間就是我們的「俱樂部」，我們幾乎天天都在那裏碰頭，跨坐在屋椽上或是屋頂下方牆壁的狹窄檯架，在那裏抽煙、閒扯、甚至做功課。後來，等到正式的石造鐘樓建成，大 鐘也擺進去之後，這個暫時的鐘樓就由俄國政府送給當時正在興建的新希臘教堂，它在那裏似乎一直做為鐘樓。
除了俱樂部的一般死黨外，我在那裏還看到來自亞曆山卓普的朋友彼得，他當時正來卡爾斯玩。他是可潤斯基的兒子，做父親的是郵政電報的檢查員，日後在日俄戰爭中遇難。那裏還有一位來自卡爾斯希臘區的男孩，小名菲吉，本名是可甘迺迪，日後將成為許多教科書的作者。他會送來嬸嬸為我們這些唱詩班男孩烘焙的希臘點心，因為我們的歌聲常常使她的靈魂深受震動。
我們就坐在那裏，吃吃點心，抽抽煙，閒扯淡。不久之後，皮歐特·卡本科眼睛包著繃帶出現了，身旁伴著兩位俄國男孩，他們並不是俱樂部的成員。他向我走過來，要我解釋為何前一天會如此侮辱他。他屬於那種飽讀詩集，喜歡裝模作樣、慷慨陳詞的男孩，因此洋洋灑灑發表一份長篇攻擊，最後以下述的宣言嘎然而止：「這個地球容不下我們兩個人；其中一人必須死。」
一聽到他這番言過其辭的彈劾，我真想一拳把他腦子裏的胡說八道打出來。但是我的朋友開始跟我講理，說只有那些毫無當代文化素養的人，例如庫德人，才會以這種方式算帳，至於可敬的人則會訴諸更有教養的方法，因此我的驕傲逐漸顯露出來；為了不被人稱為沒教養或懦弱，我就捲入了一場嚴肅的討論。
雙方你來我往爭論不休（我們稱之為辯論），其間有幾個男孩站在我這方，也有幾個站在我的對手那方；這場辯論有時候演變成大聲喧嘩，險而使我們把對方從鐘樓頂端扔下去，最後終於決定我們要來一場決鬥。
然後問題浮現了，要去哪里找武器？沒有手槍也沒有刀劍，這使得情況變得十分棘手。我們前一刻才漲到最高點的情緒，突然間都集中在如何為眼前的困境找一條出路。
在同黨中我有一位朋友，名叫托千尼諾夫，他的聲音非常尖細，大夥兒都覺得他是一位非常滑稽的人物。當我們坐在那裏苦思要如何是好時，他突然尖聲大叫：「如果手槍很難找，大炮卻很容易到手。」
每個人都笑了起來，就像他們對他的一貫反應。
「你們笑什麼，你們這些蠢蛋！」他反駁說。「你們很可以拿大炮達成目的。只有一個缺點。你們已經決定其中一人必須死，但是拿大炮決鬥時兩個人都有可能死。如果你們同意冒這個險，那麼照我的提議去做是最簡單不過了。」
他的提議是，我們兩人應該前往舉行射擊練習的炮兵靶場，躺下來躲在槍枝和射靶之間，然後等待我們的命運。兩人之中不管誰被流彈射到，那就是他的劫數難逃。
我們都對炮兵靶場很熟。它距離環繞小城的群山不遠。那是一片廣大的土地，大約六至九平方哩，在一年中的射擊練習時刻嚴禁入內，靶場四面都有嚴格的守衛。
我們常常跑去那裏，主要是在夜間，在兩位對我們有權威的大男孩的教唆下，到那裏撿拾，或更確切的說，偷竊用過彈殼的黃銅部分以及子彈爆炸後散落一地的鉛屑，這些我們都可以賣到不錯的價錢。
雖然嚴格禁止撿拾，更不用說販賣這些炮彈的殘餘物，我們仍然趁著有月光的夜晚或是警衛比較鬆懈的時候想盡辦法溜進去。
大夥兒對於托千尼諾夫的提議經過一番激辯，最後一致決定在隔日執行這項計畫。
根據兩方「助手」的規定──在我這方是可潤斯基與可甘迺迪，在對手那方則是那兩位他帶來的陌生男孩──我們將於射擊開始前一大清早抵達炮兵靶場，在距離射靶約一百碼之處，彼此間隔一定距離，在某個不會被人看到的大型炮彈坑躺下，然後一直留到薄暮為止；到那時誰還活著就可以離開，隨他高興走去哪里。
助手們也決定整天留在靶場附近，在卡爾斯恰的河岸邊，等到傍晚時到坑裏尋找我們，找出決鬥的結果。如果其中一人或兩人都受了輕傷，他們就會負責照料；如果我們不幸死亡，他們就會說我們去撿拾黃銅和鉛屑，不知道那天會有射擊，因此「一命嗚呼」。
隔天一破曉我們整隊人馬帶了糧食，開拔到卡爾斯恰。抵達之後，我們兩位對手各分得一份糧食，由兩位助手引導到靶場，各自在坑裏躺下。然後助手回到河邊加入其他人，在那裏釣魚消磨時間。
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像個笑話而已，但是等到射擊開始後，它卻一點也不好笑了。我不知道我的對手有什麼主觀經歷和頭腦聯想，但是我的確知道當射擊開始後我內在的反應。當炮彈開始飛射，在我頭上爆炸時，我所經歷與感受的一切都彷佛歷歷在昨。
一開始我完全嚇呆了，但是很快的，心頭湧現的情感強度以及思想中的邏輯衝突都如此高漲，使得當時一刻的所思所感都超過整整一年的份量。
同時，在我心裏也首次浮現「對自我的整體感知」，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我也清楚了然透過我的輕率疏忽，我把自己置於一個幾乎必死的情境中，因為在那時我的死亡似乎無可避免。
面對這個必然性，我的本能恐懼牢牢攫住我整個人，使得周遭的現實似乎消失無蹤，只剩下一股無法控制的活生生的戰慄。
我記得當時我企圖把自己縮到最小，並躲在土裏隆起的後面，以便不要聽到任何聲音，也不要想任何事情。
我的身體不斷顫抖，猛烈到極點，好像體內每個組織都各自震動，即使槍聲到處呼嘯，我還能清晰聽到自己的心跳，而我的牙齒劇烈地喀喀作響，好像隨時都會破裂。
我也會在此順帶一提，依我之見，由於我年少的這次事件，我的個體性首度出現了某種資料──多虧某些正常受教的人對我採取的有意識行動，其後更為定型──這些資料後來總能使我不被某些攸關自我利益的生命問題所困擾，也不會承認或體驗任何非關真實的恐懼；而在另一方面，它們也使我在不至於被沖昏頭或受欺騙的情況下，瞭解另一個人的恐懼，並能感同身受。
我不記得我在這種狀態下躺了多久；我只能說在這個例子中，一如往常，我們至高無上、最不寬容的君主，時間，並沒有忘記堅持它的權利，而我開始習慣這場煎熬，以及在我四周呼嘯爆破的大炮聲。
逐漸的，原本擔心我不免一死的痛苦念頭慢慢消退。雖然射擊仍然分成幾個梯次進行，但是要在梯次間逃出根本不可能，主要是因為落入警衛手中的危險。
除了繼續安靜躺在那裏實在別無他法。等到我吃過一點午餐後，甚至在不知不覺中睡著了。很顯然，神經系統經過這一番劇烈的折騰，急切需要休息。我不知道我睡了多久，但是等我醒來畾韜近黃昏，周遭安靜無聲。
當我完全醒過來，恍然大悟我躺在那裏的原因之後，不禁滿懷喜悅慶倖自己還活著，等到這股自我中心的喜悅退卻之後，我才突然想起並關切我那不幸的同伴。所以我悄悄爬出坑裏，好好環顧四周，走向他應該躺著的地方。
當我看到他一動也不動，簡直嚇壞了，雖然我認為、甚至蠻肯定他只是在睡覺，但是當我突然瞥見他腳上的血跡，整個人卻失去理智，前一天所有的仇恨全都轉成憐憫。懷著幾小時前我還為自己生命感到的恐懼，我趕緊蹲下來，好像仍然本能地怕被人看見。
我就蹲在那裏，直到助手們手腳並用爬了過來。他們看到我以奇怪的神色看著四肢大張的卡本科，接著注意到他腳上的血跡，都覺得他已經遭到不測，也開始直直瞪著他。就如他們事後告訴我，他們也很肯定他已經死了。
我們就這樣好像自我催眠的呆著不動，直到偶然間可潤斯基使我們從茫然中驚醒過來。就如他事後所解釋，當時他突然覺得腳上的雞眼隱隱作痛，就傾身向前調整一下姿勢，注意到卡本科的外套邊緣規律的起伏著。他再往前爬了一步，肯定他正在呼吸，就以一聲喊叫告訴我們。
我們立刻回復神智，也往前爬行，就在壕溝邊，圍在一動也不動的卡本科身旁，我們就開始你一言我一語，慎重商討要如何是好。突然間透過某種默契，我們以手臂搭成一張椅子，把卡本科帶到河邊。
我們停在一棟老舊的磚塊工廠廢墟邊，在那裏匆匆忙忙拿我們的衣服做了一張急就章的床，把卡本科擺在上面，然後開始檢查他的傷勢。他的一腳似乎被炮彈碎片擦破，但所幸沒有傷到要害。
因為卡本科仍然昏迷不醒，也沒有人知道怎麼辦，其中一人就跑去找一位我們在城裏的朋友，一位助理外科醫生，他也是大教堂唱詩班的成員；而其他人則幫忙清洗傷口，並想辦法包紮。
這位助理外科醫生立刻坐著單座雙輪馬車趕來，我們對他解釋這意外是在我們撿拾黃銅時發生的，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會有射擊練習。他檢查傷口，說它沒有大礙，昏厥是由於失血引起。事實上，當他塗了一些嗅鹽，病人立刻就蘇醒過來。
我們當然都乞求這位助理外科醫生不要告訴別人這場意外的發生經過，因為那鐵定會使我們惹來大麻煩，因為當時嚴格禁止侵入射擊靶場。
等卡本科一醒過來，他環顧在場每個人；他把眼光停留在我身上的時間最長，並泛起一絲微笑，使我的心裏為之一動，充滿了悔恨和憐憫。從那時起我就覺得他親如我的兄弟。
我們把病人抬回家，向他的家人解釋說，我們穿越一處峽谷去釣魚時，一塊石頭鬆動而掉下來匝到他的腳。
他的父母聽信我們的說法，而我徵求他們同意每天晚上守在他的床邊，直到他康復為止。當他仍然躺在床上相當虛弱的時候，我就像一位好心的兄弟照顧他，而我倆天南地北聊著天，一份深厚的友誼也開始滋長。
至於我倆對那位「仕女」的愛意，亦即這一切的緣起，在卡本科與我的心中都突然煙消雲散。
在他復原不久之後他的父母把他帶到俄國，日後他在那裏通過考試，進入某所技術學院就讀。
在這次事件之後好幾年我都沒有再見到卡本科，但是每逢我的聖徒紀念日及生日時我都會收到他的長信，在信中他通常會先詳述自己內、外在的生活，然後列出一大串他感興趣的問題，詢問我的意見，主要都是關於宗教方面。他首度對於我們的共同信念感到興趣，是在我們那場決鬥的七年後。
某個夏天，他乘著驛馬車到卡爾斯城度假──當時那裏還沒有鐵路──他路過亞曆山卓普，聽說我當時在那裏，就順道過來看我。我那年夏天到亞曆山卓普，是為了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獨自進行一些與我當時甚感興趣的問題有關的實驗，亦即關於聲音振動對於不同類型的人以及其他生物體的影響。
他抵達的那一天我和他一起午餐，並提議他跟我到一個大型馬廄，我已把它改成一個獨樹一幟的實驗室，成為我每天下午報到之處。他查看了我在那裏的各種東西，對於我的實驗深感興趣，以致於當天他回卡爾斯拜訪家人後，決定在三天之後回來。等他回來後整個夏天幾乎都跟我在一起，偶爾花個一兩天回卡爾斯看他的家人。
等到夏天結束時，我們剛組成的團隊，亦即「真理探尋者」的幾位團員到亞曆山卓普跟我會合，以便在亞美尼亞的舊都阿尼廢墟附近做一些挖掘。在這次遠征中卡本科首次加入我們的行列，他和其他團員接觸幾周之後，也逐漸對吸引我們的問題感到興味十足。
遠征之後他回到俄國，後來獲得採礦工程師的文憑。接下來三年我們都沒有見面，但卻保持通信，因此並沒有失去聯絡。在這段時間卡本科也與他在「真理探尋者」結識的其他成員通信。
等到三年之後他成為我們原始團體的正式會員，此後參加過我們在亞洲及非洲的幾次重大遠征。
在某次遠征中我們打算從帕米爾地區穿越喜馬拉雅山到達印度，卻發生一次意外，導致卡本科英年早逝。從一開始我們就面臨極度的困難。我們在攀登喜馬拉雅山西北方山坡的路上，準備穿越一處陡峭的山路，卻發生一場大雪崩，把我們全數埋在雪堆及冰裏。除了兩人之外，其他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從雪堆中 爬出。雖然我們儘快把另外兩人挖出來，但是他們已經死了。其中一人是貝倫X，一位熱中的神秘主義者；另一位則是我們的嚮導卡拉提爾·漢努。
因為這場不幸，我們不但失去了兩位好友，更失去了對這一帶瞭若指掌的嚮導。
順帶一提，我必須說明印度喀什山及喜馬拉雅壯闊山脈之間的整個地區，亦即這次意外發生的地點，是一片狹窄而縱橫的峽谷迷宮，在我們遊走過的地區中，這是地表上由類似的地殼劇變而導致的地形中，最令人迷惑的一處。這些地帶似乎被高等力量有意造得如此困惑而複雜，好讓沒有一人膽敢闖關通過。
在這場奪走我們嚮導的意外之後──而這位嚮導是圈內人公認最熟悉這些區域每個七拐八彎的人選──我們徘徊了幾天，想從這個極為荒涼的地區找到一條出路。
「難道他們沒有地圖或指南針嗎？」每一位讀者無疑都會這樣問。
怎麼可能沒有？我們的設備不但一應俱全，還超乎所需，但事實上，如果在這些杳無人煙地區並沒有所謂的地圖，對旅人恐怕才是一大幸事。
所謂地圖，根據我的朋友耶洛夫常說的，在某種語言被稱為khormanoupka，意指「智慧」，而「智慧」在那種語言則有如下特色：「二加二等於七點五減去三和一點什麼東西的心智證明。」
依我之見，使用當代地圖時最好取法一句明智的格言：「如果你想做成什麼事，就向一位婦人討教，然後反其道而行。」
地圖也是如此：如果你想要找出正確的道路，就參考地圖，然後反向而行，那麼十拿九穩會抵達你想去的地方。這些地圖對於那些坐在書房中，既沒有時間也不可能到哪里去，卻想撰寫各式旅遊及冒險書籍的當代人來說，也許綽綽有餘。其實，這些地圖對這種人再好不過了，因為多虧這些地圖他們才更有餘裕杜撰那些天馬行空的故事。
對於某些地區也許真有優秀的地圖，但是在我一生所需使用的地圖中，從中國古地圖到許多國家特別的軍事地形圖，卻從未見過一份在真正需要時能派上用場的地圖。有時候，某些地圖或多或少也許能幫助旅人在人煙稠密處找到他們的路，但是在人跡罕至之處，亦即真正需要地圖的地方，例如中亞細亞，那麼就如我一向所說，沒有地圖反而比較好。因為圖上的現實狀況都被扭曲到荒謬的程度。
對於真正的旅人而言，這類地圖都會造成許多討厭而惱人的後果。例如讓我們假設，根據地圖的指示，你在次日會穿越一個高海拔地區，你當然預期它會很冷。在晚上打包整裝時，你就把禦寒的衣物拿出來，把它們放在一邊。當你把其他東西放入背包內，擺在牲畜的背上時──不管是馬匹、犛牛還是其他什麼的──你會把暖和的衣物擺在背包最上方，以便需要時隨時可以取出。
好啦，結果次日幾乎總是發現，雖然地圖這樣指引，但是你卻得往下穿越河谷和低地，因此不但不如你預期的寒冷，反而熱不可當，你真恨不得脫光身上的衣服才好。但是因為暖和的衣物既沒有打包，也沒有緊緊 繫在牲畜的背上，因此每走一步就搖來晃去，擾亂平衡，不但打擾牲畜，也使旅人本身煩不勝煩。而在穿山越嶺的漫漫長路中重新打包是什麼滋味，只要曾經親身經歷，哪怕只有一次，都能瞭解其中甘苦。
當然，若是代表某個政府或是為了某項政治目的而旅行，並獲得大筆的資助，或是受到某位銀行家遺孀或是熱心的通神學者的慷慨解囊，一個人也許能雇用大批挑夫來打包及重整一切行李。但對於一位道地的旅人這一切卻都得自己來，而即使他有僕人，他也得助他們一臂之力，因為在艱辛的跋涉中，一位正常人很難在別人辛勞工作時袖手旁觀。
這些當代地圖之所以如此，顯然是因為某些我曾經親眼領教過的繪製手法。那件事發生在我和「真理探尋者」幾位成員行經帕米爾高原，翻越亞歷山大三世峰的途中。當時土耳其斯坦軍事地形部的測量總部就設在山顛附近的一座谷地中。測量局長是一位上校，也是我們某位同伴的好友，因此我們特地到他們的營地拜訪。
這位上校有幾位年輕的參謀軍官擔任助手。他們熱情的歡迎我們，因為他們已經在那個方圓幾百哩都沒有人煙的地方待了好幾個月。我們跟他們一起住了三天，打算在他們的營帳裏好好休息一番。
就在我們準備離去時，一位年輕軍官要求跟我們同行，因為他必須在我們前進的方向繪製一份兩天路程的地圖。他並帶了兩位下士擔任助理。
我們在某個山谷碰到一處喀拉每吉爾吉斯遊牧人的營地，並和他們攀談起來。這位與我們同行的軍官也能講他們的語言。其中一位喀拉每吉爾吉斯人年紀頗大，顯然飽經世事，閱歷豐富。這位軍官、我的一位朋友和我自己就請這位老人和我們一起用餐，希望能從他對這些地區的認識獲得我們所需的資訊。
我們就一起吃飯聊天。我們帶了羊胃袋，裏面塞滿美味的燉羊肉，這位軍官也帶了伏特加酒，是他從塔什干捎來的。這種酒很受這些遊牧民族喜愛，尤其是他們自己的族人沒有看到他們在喝酒時。把伏特加一飲而盡後，這位喀拉每吉爾吉斯人就說出他對這些地區的種種提示，並指點我們如何找到某些有趣的景點。他指向一座山頂終年積雪不化、我們早已熟知的山脈說：「你們看到那裏的山峰嗎？嗯 ，在它後面是這個……那個……著名的伊思卡德洞穴也在那裏。」這位軍官把這一切全都速寫在紙上。順帶一提，他是一位相當優秀的藝術家。
等到我們酒足飯飽，那位喀拉每吉爾吉斯人回到他的營地後，我細看這位軍官畫好的素描，發現他並沒有把那位老人描述的一切畫在山脈後方，而是畫在山脈前方。我把這項差異指給他看，顯然他把「前面」與「後面」搞混了，因為這種語言中「後面」(bou-ti)與「前面」(pou-ti)的發音非常接近，不熟悉這種語言的人聽起來幾乎沒有兩樣，尤其是它們和其他字眼很快帶過時。
當我把這一切解釋給那軍官聽時，他只說：「喔，算了吧，該死！」然後把速寫簿重重闔上。他已經畫了將近兩小時，當然不希望重頭來過，尤其是我們已經準備上路了。
我敢擔保這份速寫後來會一五一十呈現在地圖上。日後，印製地圖的人因為從未到過這些地方，不會把那些細節印在山脈正確的一方，而會印在另一方，而那當然就是我們旅人弟兄期待找到的地方。製作這些地圖的相關流程，幾乎毫無例外都是這副德性。因此，當一張地圖指示你正要渡河，你應該不會太驚訝地發現原來你正要穿越一處「喜馬拉雅山先生的掌上明珠」。
因此我們在沒有嚮導的情況下，漫無目標徘徊了幾天，審慎觀察以避免遇到那些打劫的土匪。當時他們可不怎麼喜歡落在他們手上的歐洲人，而會以莊嚴的儀式把他們轉變成俘虜，日後再以同樣莊嚴的儀式拿他們跟這地區其他部落的居民交換一匹好馬，或是一把最新型的萊福槍，或就是一位年輕姑娘，她當然也是俘虜。
我們從一地走到另一地，來到一條小溪邊，決定緣溪而行，心想它最後一定會帶我們到某個地方。我們甚至不知道它會把我們帶到南方或北方，因為我們置身於一處分水嶺。
我們沿著這條小溪岸邊盡可能往前走，但不久之後河岸就變得非常陡峭，幾乎無法通行，因此我們決定沿著小溪本身的河床行走。
我們才走了不到幾哩，就發現小溪的水位因為幾條小支流的沖積而暴漲，因此我們無法繼續沿著河床行走，而被迫停下腳步，認真思索要如何前進。
等到漫長的討論後，我們決定宰殺所有的山羊，這些我們用來運輸行李以及供我們維生的牲畜，以便拿它們的皮做成羊皮囊，充氣之後把它們綁在木筏上，以便進一步順流而下。
要屢行這項決定，我們在小溪不遠處選了一個方便的地點，能使我們輕易抵擋任何危險，然後在此處紮營。因為當時天色已晚，不可能再做什麼，我們就以平常的方式生了火、吃了飯，然後躺下來睡覺，當然安排了守夜者輪流看守。
隔天早上第一件事，我們徵得良心的同意（這良心就如其他當代人一樣早已墮落，完全吻合地獄的必要條件），宰殺所有的山羊，就在前一天我們還把它們視為克服旅途險阻的忠誠朋友和同伴。
在這番令人驚歎的基督教回教表現之後，我們其中一人開始把羊肉切成小塊，以便加以炭烤再裝入一些羊皮內；有些人開始準備羊皮囊，為它們吹氣；其他人則把羊腸扭曲做成繩索，好把木筏綁在一起，並 繫上羊皮囊；還有一些人，包括我在內，則帶著斧頭去尋找適合做木筏的木材。
我們一路尋找，離營帳越來越遠。我們在尋找一種當地叫做karagatch的懸鈴木以及一種多纖維的樺樹。在當地所能找到的樹木中，我們認為只有這兩種木材經得起在窄道或急流處與大石頭的撞擊。
在營地不遠處我們看到的主要都是無花果樹和其他不夠強壯的樹種。就在我們一路檢視樹木時，突然看到地上坐了一位當地部落的人。我們彼此交換意見後，決定走向他，問他在哪里可以到我們需要的樹木。等我們一走近，看到他衣衫襤褸，而且從他的臉就可以斷定他是一位苦修者（ez-ezounavouran），也就是為了拯救自己靈魂而下功夫的人，或是如歐洲人所說，一位苦行僧。
因為我在此用到「苦行僧」這個字眼，我認為在此稍微偏離主題，談談這個有名的字眼並不算多餘。事實上，它是一個空洞的字眼，因為被賦予不正確的意義──在近代尤然──而對當代的歐洲人造成一種自動作用，也成為他們思想能力不斷衰落的主因之一。
雖然歐洲人對「苦行僧」這個字所賦予的意義並不為亞洲人所知，然而在亞洲各地幾乎都使用這個字。苦行僧（fakir），或更正確的說fakhr，在土庫曼語的字根是「乞丐」，而在語言衍生自古土庫曼語的亞洲各民族中，這個字傳到今天指的是「騙徒」或「詐欺者」。
事實上，要表達「騙徒」或「詐欺者」的意思，這些民族會使用兩個不同的字，皆衍生自古土庫曼語。其中之一就是「苦行僧」，另一字則是lourie。前者是指利用別人的虔誠信仰來詐騙，後者僅是利用別人的愚蠢行騙。順帶一提，lourie這個字也用來描述吉普賽人，既指整個民族也指個人。
一般說來，其他民族和世界各地的人都認為吉普賽人過著遊牧生活。他們主要從事馬匹交易、修東修西、在宴席上唱歌、算命及類似的行業。他們通常選在人口密集處紮營，利用各種伎倆來欺騙無知的市民和村民。因此描述吉普賽人的lourie這個字，自古以來在亞洲就用來形容騙徒或詐欺者，不管他屬於哪個民族。
若要表達歐洲人對「苦行僧」這個字所賦予的錯誤意義，亞洲諸民族有幾個字可以用，最常見的就是「苦修者」，它源自土庫曼口語，意指「一個鞭打自己的人」。
我自己曾經讀過及聽過歐洲人對於所謂苦行僧的許多說法，認定他們的把戲神乎其技又不可思議，然而究其實，在亞洲一般正常的人民看來，這類特技都是由沒良心的較高級騙徒和詐欺者耍弄罷了。
要顯示歐洲人對這個字的錯誤定義所造成的混淆，我大可以說，雖然我曾經遍遊歐洲人以為這些苦行僧居住的各個國家，卻從來沒有見識過這樣的人；但是我在最近的確有幸遇到一個根據亞洲人的說法，可算是道地的苦行僧，只不過不是在歐洲人認為他們居住的國家，如印度之類，而正是在歐洲的心臟，在德國柏林。
有一天我正沿著伯爵大道（Kurfurstendamm）往動物園大門的方向漫步時，在人行道上看到一個失去雙腿的跛子坐在一輛小小的手推車上，轉著一台老舊的音樂盒。
在德國的首都柏林，就像其他具體而微呈現當代文明的大中心一樣，禁止人們大喇喇的乞求施捨，但是任何想要乞討的人，只要他搖奏一台手風琴，或是販賣空火柴盒或猥褻的明信片及類似的文宣，就不會被員警刁難。
這位乞丐，穿著德國士兵的制服，轉著手上五音不全的音樂盒。當我經過時，丟給他幾枚小硬幣，剛好瞥見他的臉，發現他非常眼熟。我並沒有詢問他，就像我當時以及現在一樣，不會冒險以一口破德文對陌生人搭訕，但是我卻開始思索以前到底在哪里見過他。
等我辦完事後，沿著同一條街回來，看到這位跛子還在那裏。我慢吞吞地走近他，仔細端詳他的臉，試圖回想為什麼他的臉這麼眼熟，但是卻怎麼也想不起來。只有等我來到羅曼咖啡館時，才突然想起此人就是某位婦人的丈夫，幾年前我在君士坦丁堡時，這位婦人揣著一封介紹信被我的一位密友派來，信上懇求我醫治她。這位婦人的丈夫先前是一位俄國軍官，似乎曾跟著仁格爾將軍的軍隊從俄國撤退到君士坦丁堡。
然後我記起這位少婦來看我時，一邊的肩膀脫臼，身上到處都是淤青。當我忙著調整她的手臂時，她告訴我因為她拒絕把自己以一個好價錢賣給某位西裔猶太人，因此遭丈夫鞭打。我透過兩位女醫生的幫助，總算把她的肩膀還原，之後她就離開了。
兩、三星期後，有一天我正坐在君士坦丁堡一間名叫「黑玫瑰」的俄國餐館，這位少婦走到我面前，朝著和她坐在一起的男人的方向一點頭說：「他就在那裏──我丈夫，」然後加上，「我和他言歸於好了。他其實是個很好的人，雖然有時候會大發脾氣。」說完這話，她就快步離開。直到那時我才明白她是怎樣的女人。之後我坐在那裏，久久審視這位軍官的臉，因為我對於這種罕見的類型很感興趣。
而現在這位軍官坐在這裏，一個失去雙腿的跛子，穿著德軍的制服，轉著一台音樂盒，收集德國小硬幣。在一天之中許多好心的過路人會把多少小硬幣扔給這位不幸的戰爭受難者哪！
在我看來，這個人才是亞洲人理解中道道地地的苦行僧；至於他的雙腿，但願我自己的雙腿和他一樣強健！
好了，這已經說夠了；讓我們回到先前的故事吧……
所以我們走向這位苦修者，打過適當的招呼後在他身邊坐下。在詢問我們想要知道的事情前，我們先遵守這些人約定俗成的禮節，和他隨意攀談。
有意思的一點是，這一帶居民的心理狀態和歐洲人大相逕庭。在後者之間，總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亞洲人可不是這麼回事──他們的心靈可是高度二分。這一帶的人，不管表面上對你多麼禮貌友善，心裏卻可能對你恨得半死，想盡辦法要傷害你。
許多跟亞洲人住了幾十年的歐洲人並不瞭解這種特性，只根據自己評斷別人，因此總是損失慘重，並造成許多本可以避免的誤解。這些亞洲人都充滿自尊及自愛。每個人不管地位如何，都要求別人把他當成一個人看待。
在亞洲人之間，要事都擺在後面，一個人要談起它必須假裝只是順帶提起；若非如此，那麼他們充其量只會告訴你往右邊走，而實際上你應該往左邊走。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你一切照規矩來，那麼他們不但急切想要幫你，如果可能，甚至願意幫你走到目的地。
因此，當我們走近這個人時，並沒有立刻問他我們想知道的事情。在我們遵守必要的規矩之前，老天爺可禁止我們這麼做。
等我們在他身邊坐下，就先讚美這裏的風景多麼美麗，並告訴他我們是第一次來到此地，並問他對周遭環境是否滿意，諸如此類。到後來我才裝作順口一提：「我們為了某個目的需要某種木材，但是我們在附近都找不到。」
他回答說他很抱歉不知道這種木材要到哪里找，因為他來這地區還不久，但是某位受人尊敬的老者，亦即他的老師，可能會知道。他就住在山丘後方的山洞裏，已經在那裏住了很久，對當地很熟。
因此他站起來準備往他的老師走去，但是薩里.歐格立醫生請他止步，問說我們是否可以一起會見他可敬的老師，親自詢問我們需要的木材。他回答說：「當然，我們一起走吧。他幾乎是個聖人，隨時準備幫助別人。」
當我們走近時，大老遠就看到一個人坐在草原中的一棵樹下，我們的嚮導不等我們，就逕自跑向他，對他說了一些話後，示意我們向前。
我們行禮如儀後，就在他身邊坐下。在那一刻另一位當地居民也過來坐在我們身邊，原來他也是這位可敬苦修者的弟子。
這位老人的面孔在我們看來實在無比慈祥，一點也不像凡人，因此我們不像平常一般拐彎抹角，也不做任何隱瞞，就直接告訴他我們的遭遇，以及我們怎麼打算走出這個地區。我們也告訴他為何前來看他。
他專注地聆聽，想了一會兒之後開口說，那條使我們受阻的小溪是基察爾河(Chitral)的支流，後者流進喀布爾河，然後再流進印度河。他告訴我們，有許多路可以走出那個地區，但是全都漫長又難走。如果我們能照原訂計畫旅行，而且如果我們能有幸避免那些對陌生人並不友善的河岸居民，那麼我們的計畫就是最上乘的安排。至於我們尋找的木材，他認為根本不合適，要達成目標的最好木材要屬紅玉髓櫻桃木，他並補充說在我們來時路的左方有一處小山谷，那裏長滿了這種樹木。
突然間附近傳來一個聲音──那種使人從頭到腳毛骨悚然的聲音。那位老人不疾不徐轉過頭去，用蒼老的聲音以特別的方式一喊。然後，從草叢間，出現一支巨大的灰熊，充滿美感及力量，嘴裏銜著一個東西。當它走近我們，這個老人又喊了一次，然後這支熊以閃爍的眼睛盯著我們，慢慢走向他，把嘴裏的東西放在他腳邊──然後轉過身，一搖一擺走回草叢間。
我們完完全全被震懾住了，渾身上下抖得如此厲害，牙齒不禁格格作響。
這位老人以慈祥的聲音對我們解釋，這隻熊是他的好友，有時候會帶玉蜀黍給他，那就是這隻熊放在他腳邊的東西。
即使聽過這番安撫的話，我們仍然無法完全回復神色，而在沈默中面面相覷。然後這位老人重重地站起來，使我們從茫然中回過神來。他說現在是他例行散步的時間，如果我們願意，他可以陪我們走去長滿這種櫻桃木的小山谷。
然後他說了一聲祈禱，就逕自走在前頭，我們和他的學生都跟在後面。在小山谷中果真長滿了這種櫻桃木，大夥兒就開始砍伐這種我們需要的樹木，並選最大棵的砍，老人也在一旁幫忙。
等我們砍夠了兩大捆木頭，我們就徵詢這位老人是否願意跟我們回到不遠的營地，並允許我們一位朋友為他做一幅特別的畫像，這可以透過一個特殊的小機器立刻完成。一開始這位老者拒絕，但是他的徒弟幫我們說服他，因此我們就扛著木材，走回其他同伴工作的小溪邊。一走向他們我們就快速說明原委，史基洛夫教授就拿出他的照相機為老人拍照，然後立刻沖洗。
當他沖洗照片時，我們都來到一棵無花果的樹蔭下，圍坐在老人身邊。薇德薇茲卡雅也在其中，她的脖子整個被包起來，因為幾個月來她的喉嚨一直非常疼痛。這種病在山區很常見，外表很類似甲狀腺腫。
這位老人看到她的繃帶，就問說她的喉嚨怎麼了。我們向他解釋之後，這位老人把她叫過來，仔細檢查她的腫塊。他要薇德薇茲卡雅躺下來，開始以不同方法按摩腫塊，一邊輕聲念著一些字眼。
按摩二十分鐘之後，薇德薇茲卡雅巨大的腫塊在眾目睽睽之下開始消退，使我們大吃一驚，再過二十分鐘後，腫塊已經消失無蹤。
就在那時史基洛夫教授沖洗好那位老人的相片向我們走過來。他也深感震驚，就對老人深深一鞠躬，謙卑地請他治療一個腎臟的宿疾，過去幾天來他深受其苦。
這位苦修者詢問這項毛病的許多細節，然後立刻遣走一位弟子，後者很快帶回某種小型灌木叢的根。這位老者把樹根遞給教授，並說：「你必須以一份樹根和兩份這裏隨處可見的無花果樹皮一起熬煮，連續兩個月， 每隔兩天在臨睡時喝下一杯熬汁。」
然後他和弟子仔細端詳教授送來的照片，他們都非常驚訝，尤其是他的徒弟們。我們邀請老人和我們一起享用新鮮燉羊肉配pokhand糕餅，他並沒有拒絕。
在談話時我們得知他先前是阿富汗王侯──亦即現任王侯的祖父──的炮兵官。在他六十歲時在一場阿富汗與巴魯吉斯對歐洲某國的叛變中負傷，之後就回到家鄉科仁森。等他的傷勢完全復原之後，並不想如平常回到原來崗位，而決定在餘生致力救贖自己的靈魂。
首先他和波斯的托缽僧接觸；後來成為浸信會教友，不過為時並不長；之後，等他回到阿富汗，就進入喀布爾附近的一間修道院。等他瞭解所需的一切，並且深信他不再需要與人為伍後，就開始尋找一個遠離人煙的僻靜角落。找到這樣一處地方後，他就安頓下來，與幾位希望依據他的指引過活的人相伴，並等待死亡的降臨──因為他已經九十八高齡，在當時很少人能活過百歲。
當這位老人準備離去時，耶洛夫對他開口，問他是否能好心指點他如何治療眼睛。幾年前在海地區，他曾經感染沙眼，雖然試過各種療法，卻無法醫好，而轉變成慢性病。耶洛夫說，「雖然我的眼睛不會一直困擾我，但是每天早晨都因為分泌物而張不開，如果氣候一改變或遇到暴風沙，就會變得很痛。」
這位苦修者建議他把一些硫酸銅磨成細粉，每天晚上臨睡前以自己的唾液濡濕一根小針，沾一點磨碎的硫酸銅，塗在眼皮之間；然後持續這項治療一段時間。
等他對耶洛夫提出這項建議後，這位可敬的老人就站起來，對我們每人做出在當地代表祝福的手勢，然後回到他的住處，我們全體隊員，甚至包括狗兒在內，都一起陪他回去。
在路上我們又和老者談起話來。突然間，卡本科不經商量，就逕自以烏茲別克話對他說：
「聖父啊！因為命運使然我們得以在這麼不尋常的地方遇到您，一位不但在日常生活、也在為死後生命做準備的層次上深具知識又經驗豐富的人啊，我們深信您不會拒絕給我們建議──當然如果這有可能的話──指點我們應該如何生活以及應該遵守什麼理想，以便最終能夠活出老天爺的安排，不枉生而為人。」
這位老人在回答卡本科這個奇怪的問題前，先環視四周，好像在尋找什麼，然後走到一棵倒地的樹幹旁。
他在樹幹上坐下來，然後我們也坐下來，有些人坐在樹幹上，有些人席地而坐，然後他轉向我們，慢慢打開話匣子。他對於卡本科問題所做的回答演繹成一篇頗長的訓示，饒富趣味和意義。
這位苦修老者的話我日後也會記錄下來，但只會刊在我第三系列的寫作，標明「人的靈體，根據律則的需要及顯現的可能性」的那一章。這裏，我只會敍述這位可敬老人的治療結果，這是我在多年後經詢問證實的。
從此以後薇德薇茲卡雅就沒有再犯過先前折磨她的毛病，甚至沒有任何症候。史基洛夫實在不知要如何感謝這位也許永遠治好困擾他十二年宿疾的老人。至於耶洛夫，一個月之後他的沙眼就治好了。
在這次對我們都深具意義的事件後，我們在那裏留了三天，期間我們劈柴、製作木筏、準備我們計畫的一切。第四天清早這艘就地取材的木筏下了水，我們登船之後就開始順流而下。
一開始我們這艘特別的小艇無法只憑著水流航行，在某些地方我們還得推它一把，在其他地方甚至還得扛著它，但是等到水位越深，木筏就越容易自己行駛，即使船上的負荷不輕，有時候它甚至如著魔般疾駛而下。
我們不能說自己完全安全無虞，尤其是當木筏經過窄道以及與石頭碰撞時；但是等到我們深信它堅實牢固，而且工程師森撒諾夫想出的發明十分有效之後，我們就放下心來，甚至開起玩笑來了。這項由工程師森撒諾夫想出的巧妙發明，是在木筏前面和兩邊各綁兩個羊皮囊，以此做為撞到石頭時的緩衝。
我們順流而下的第二天，和一幫當地人互相開火，他們顯然屬於河岸邊的一個部落。
在槍擊中卡本科受了重傷，兩年之後在俄國中部的一個小城過世，當時他還相當年輕。
罕見而誠摯的朋友啊，請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