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秘心理学
十二、平衡理性和非理性
你把西方青年的反叛归结为哪几个因素，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西方青年开始热衷于东方的宗教和哲学。
头脑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它在截然对立的极端里面工作。而我们思维的逻辑方式却总是选择一部分而否定另一部分。所以，逻辑以不矛盾的方式前进，而头脑以矛盾的方式工作。头脑在截然对立的极端里面工作 ，而逻辑的工作是直线的。
比如，头脑有两种可能性；生气或者宁静。如果你能够生气，那并不说明你在另一个极端也无法不生气。如果你能够被打扰，那并不说明你就无法宁泳头脑不断地以两种方式工作。如果你能够爱，你也能够充满恨。一种方式不会否认另一种方式。
但是如果你在爱，你开始认为自己没有恨的能力，那么恨就会在你里面积累起来，当你达到爱的顶峰时，一切都会垮掉。你陷入恨。不仅理性的头脑是这么工作的；社会也是这么工作的。
西方已经达到理性思维的顶峰了。现在头脑的非理性部分将开始报复。非理性部分一直是被拒绝的体现，在过去50年里，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着报复；通过艺术、诗歌、戏剧、文学、哲学，而现在。甚至通过生活方式。所以青年的反叛实际上数是头脑的非理性部分在反叛过多的理性。
东方可以帮助那些西方人，因为东方是以头脑的另一部分——非理性部分生活的。它也达到了一个顶峰：非理性的顶峰。现在，东方的青年对共产主义比对宗教更感兴趣，对理性思维比对非理性的生活更感兴趣。依我看，整个摇摆不定的局面现在将会扭转过来、东方将会变得像西方。而西方将会变得像东方。
每当头脑的第一部分达到顶端的时候，你都会走向对立面。历史上一直都在发生这种事情。所以现在在西方，静心将会变得更有意义。诗歌将会取得新的地位，而科学将会衰退下来。现时代的西方青年将是反技术、反科学的。这是自然的过程，是极端的自动平衡。
我们还没有能够形成一种人格，同时包容两极，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我们总是只选择头脑的一个部分而让对立的部分挨饿。这样一来，反叛就是必然的。我们所发展的每一样东西都将被粉碎，头脑将走向另一极。这种事情布满整个历史；它已经成为历史的辩证法。
对于现在的西方，静心将比思维更有意义，因为静心意味着不思维。禅将变得更有吸引力，佛教变得更有吸引力，瑜珈将变得更有吸引力。这些都是对生命的非理性的态度。它们不强调概念、理论、神学。它们强调的是一种深深地进入存在的热情，而不是进入思维。依我着，技术对头脑的控制越大，另一极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西方青年的反叛是很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那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整个意识的转折。现在西方无法依然故我了。一场深深的危机已经来到。现在西方将不得不转入另一个方向。
整个西方社会现在都很富有。过去有一部分个人是富裕的，但是从来没有整个社会都富裕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变得富裕了，财富就会失去它们的意义。只有在贫穷的社会里，它们才有意义。而且即使在一个贫穷的社会里，如果有人真的富起来了，他也会感到厌倦。一个人越敏感，他感到厌倦的速度就越快。佛陀就这么厌倦了。他离开了一切。
当代青年的整个态度就是对空洞的财富的一种厌倦。青年在离开社会，他们将继续，除非这个社会重新变的贫穷。这样他们就没有能力离开了。这种离开、这种抛弃只能在富裕的社会里存在。如果这种行为走到极端，社会就会衰退、于是技术得不到发展，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西方就会变得跟今天的东方一样。
在东方，他们正转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将创造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社会。东方在转向西方，西方在转向东方，但它们的毛病还是没有改变。依我看，毛病就是不平衡，就是接受这个而否认那个。
我们从未允许过人的头脑完全开花。我们总是选择一部分而反对另一部分，以另一部分为代价来选择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的烦恼。所以，我既不赞成东方的方式，也不赞成西方的方式。我两个项反对，因为它们都是部分的态度。一个人应该既不选择东方，也不选择西方它们两个都失败了。东方因为选择宗教而失败，西方因为选择科学而失败。除非选择两个 ，否则无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
我们可以变化——从一极变到另一极。如果你在日本谈论佛教，没有一个年轻人会愿意听。他们对技术感兴趣，而你们对样的佛教感兴趣。在印度，新的一代至少对宗教不感兴趣。他们对经济、对政治、工程、科学感兴趣——对宗教以外的一切事物感兴趣。西方青年对宗教感兴趣，而东方青年对科学感兴趣。这只是把担子从一头换到另一头来挑。过去的谬误依然存在。
我对完全的头脑、对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的头脑感兴趣，那就是一个人——一个地球头脑。用头脑的一部分来生活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想用两个部分生活，你就不得不生活得非常不一致——表面上当然是不一致的。在较深的层面上你将有一种和谐、一种灵性的和谐。
人在灵性上依然是贫穷的，除非相反的一极也成为他的一部分。这样他就变得富有了。如果你只是一个艺术家而没有科学的头脑，你的艺术就必然是贫穷的。只有当对立面存在的时候，你才会富起来。如果这个房间里面只有男人，房间就会缺少点什么。女人一进来，房间在灵性上就变得丰富了。现在，对立的两极扶在这里。整体扩大了。
头脑不能固定。如果一个数学家能够进入艺术的天地，他就会更加富有。如果他的头脑能够自由离开他的主要团着人后再回过去，他就是一个比较富有的数学家通过对立面，一种交互繁育发生了。你开始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你的全部洞察力都将变得更加富有。
一个人应该同时拥有宗教的头脑和科学的训练，或者科学的头脑和宗教的训练。我看这里面没有什么天然的不可能性。相反，我认为如果头脑能用从一极移到另一极，它就会变得更有活力。对我来说，静心意味着一种深入所有方向的能力、一种历炼所有固有的自由。
比方说，如果我变得太逻辑了，那么我就会变得无法理解诗歌。逻辑成为一种困惑。然后当我听诗歌的时候，我围绕在那里，诗歌就显得十分荒唐。并非因为诗歌是荒唐的，而是因为我对逻辑有一种固执。从逻辑的立场来看，诗歌是荒唐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变得固执于诗歌，那么我就会开始认为逻辑只是功利主义的东西，它没有深度。我开始对它封闭起来。
这种一部分被另一部分否认的事情历史上一直都在发生。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民族、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每一种文化都只选择一个部分，然后以它为中心塑造出一种人格。这种人格是贫乏的，缺少很多东西。在灵性上，东方没有富有过，西方也没有富有过。它们不可能富有。富有来自于对立。来自于内在的验证。对我来说，东方不足取，西方也不足取。我们必须选择一种不同的头脑品质。我说这种品质的意思就是：一个人自己歇下来了，没有选择。
一棵树花生长。我们可以把它所有的枝条都砍掉，只留下一根，让树只住一个方向生长、它将是一棵非常可怜的树，非常难看，而且最终它必然会陷入深沉的困境，因为一根枝条无法独自生长；它只能在一群枝条中生长。总有一天，这根枝条将感到自己已经直到了尽头。现在它不能再生长下去了。对一棵树来说，真正的生长必须让它往各个方向生长。只有这样，树才是富有的、强壮的 。
人的灵魂必须像树一样地生长往各个方向生长。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我们不能往对立的方向生长的观念。事实上，我们只有往对立的方向生长，我们才能生长。直到现在我们总是说一个人必须专业化，一个人必须只住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于是仅发生了那些丑陋的事情。一个人住一个特定的方向发民然后他开始缺少什么。他成了一根枝条，而不是一棵树。甚至这根枝条也是弱不禁风的。
我们不仅在砍代头脑的枝条，我们还在砍伐头脑的根。我们只允许有一条根和一条树枝，所以全世界都充满了饥饿万分的人；在东方，在西方，在每一个地方。于是那些东方人选择来到西方，西方人又选择回东方，因为人总是对他没有的东西产生兴趣。
因为肉体的需要，东方开始对西方产生兴趣。因为灵魂的需要，西方开始对东方产生兴趣。然而，即使我们改变位置、改变态度，这种毛病还是老样子。那不是一个改变位置的问题；那是一个改变整个观念的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个完整的人。有些地方不按自性。有些地方不接受世俗。有些地方不接受感情。我们从来没有强壮到足以接受人的每一个方面，没有谴责，允许人往各个方向发展。你越往对立的方向生长，你的植根就越大，你的财富、你的内在的财富就越多。我们的观念必须全部改变。我们必须从过去走到未来——而不是从东方走到西方，也不是从一种存在走到另一种存在。
问题十分艰巨，因为我们的分裂已经很深了；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愤怒，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性，我不能接受自己的肉体，我不能完全接受自己——有些东西必须被否认、被抛弃。这是怨恨的、这是坏的、这是有罪的一起必须继续砍伐多余的枝条。很快我就不是一棵树、不是一个活物了。而且我整天筑在担心那些被我锯掉的枝条还能不能重新长出来、冒出来。我变得害怕每一件事情。疾病产生了：一种悲伤，一种死寂。
我们一直过着片面的生活，跟生命相比，它直接近于死亡。一个人必须接受人的全部可能性，把他内在的每一样东西部带上一个项链，同时没有任何不一致的、矛盾的感觉。如果你不能真实地生气，你就不能爱。然而直到现在，这却始终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始终如一，如果一个人有能力生气，那么他的爱就比别人更多。
可是假设这棵树长在墙脚下，它的根系就不能发育了，因为墙在那里。这堵墙或许就是社会、就是它的生存环境。如果树的旁边有一出墙 ，它怎么才能生长呢？
我们周围有很多墙。但是那些墙都是由树造成的，不是由别人造成的。这些树一直都在支撑这些墙。这些墙的存在完全依靠它们的合作。这些树一旦不再愿意支好这些墙了，它们就会倒下来、瓦解掉。
我们周围的这些墙都是我们的创造。因为人类头脑的这些态度，所以我们创造了这些墙。比如，你教育你的孩子不要发火，你告诉他如果他发火了，他就不是一个有爱心的孩子。于是你在他周围创造出那些墙，它们告诉他地必须控制他的愤怒，而你却不知道如果他压制化的愤怒，那么他的爱的能力也将同时遭到毁灭。愤怒和爱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是同一棵树上的两根枝条。如果你砍掉一根，另一根就会瘦弱下来，因为每一根枝条里面沉的都是同样的元气。
如果你真想训练你的孩子，让他过一种比较好的生活。你就会教育他要真的生气。你不会说：「不要生气」你会说：「当你感到生气的时候，要真的生气，要彻彻底底地生气。不要为生气感到内疚。 」与其告诉他不要生气，还不如训练地正确地生气。该生气的时候、他就应该真的生气，不该生气的时候，他就不应该生气。爱也一样。该爱的时候，他就应该真的爱；不该爱的时候，他就不应该爱。
这不是一个在生气和爱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问题在正确和错误、真实和不真实之间。愤怒必须被表达出来。一个孩子，当他真的生气的时候，他是很美的——一阵突发的能量和生命的激流。如果你扼杀愤怒，你就是在扼杀生命。他将变得软弱无力。就他的整个生命来说，他无法活泼起来他将是一具行尸走肉。
我们不断地创造各种概念来创造各种围墙。我们发展各种态度、意识形态来创造各种围墙。这些围墙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它们是我们的创造。我们一旦觉知起来，这些围墙就会消失。它们的存在是因为我们。
可是，假设这棵树、这个人在根本上有障碍呢？这样他就无法改变了。不是因为他不想改变，而是因为他无法改变。
障碍不是问题。如果整个社会还活着，我们就能医治他们。我们可以分析他们 ，帮助他们。他们必须得到帮助；他们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比如，一个妓女的儿子之所以是有障碍的，是因为我们的道德观念。他对某些他完全没有责任的事情感到深深的内疚。他怎么可能阻止他的母亲曾经是一个妓女呢？他对此又能怎么样呢？然而社会对这个孩子始终另眼相看。他将继续悔恨自己是一个妓女的儿子，直到我们对性产生一个不同的态度为止。
因为我们把婚姻弄得很神圣，所以卖淫必然被视为一种罪恶。然而卖淫的存在是因为婚姻的存在。它是整个婚姻系统的一部分。
就像人的头脑那样，永久的关系是不自然的。一个人将无限期地跟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只因为法律要求他这么做。这不应该是法律。它不应该强迫我：如果我今天爱这个人，我明天也得爱这个人。这不是自然对我的要求。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性说明天这种爱情还会在那里。它可能在；也可能不在。你越强迫它在那里，它就越不可能在那里。然后卖淫就从后门洞进来了。除非我们有一个社会允许自由的关系，否则我们不能结束卖淫的现象。
如果一种关系在继续，你对它的感觉就会很好；你的自我的感觉就会很好、为了实现你的自我——你是一个忠诚的丈夫或者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妻子——妓女必须受到谴责。于是妓女的儿子也必须受到谴责，然后它就变成一种疾病。他的里面形成了一种病态。
但是这些都是特殊情况。如果某个人在医疗上或者心理上有病，我们就必须帮助他、治疗他。然而整个社会并不是这样。百分之九十九的障碍都是我们创造的；百分之一是例外。这百分之一根本不是问题。如果社会的百分之九十九改变了，那么百分之一也会受到它的影响。
我们还无法确定你的生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头脑的制约。我们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不了解这一点。很多生理疾病的存在或许就是因为你的头脑。除非一个人的头脑是自由的，否则他就不能说他的病因一定在肉体上。
所以，有很多疾病都只是人类的现象。动物不生这些病。跟人类相比，动物更加健康，疾病更少，也没有那么丑陋。实在搞不懂为什么人类就不能更有活力、更加美丽、更加健康。我们经过了一万年的训练，这种长期的头脑的训练或许就是问题的根源。可是，当你自己也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时 ，你连想都不可能想到这一点。
有很多生理疾病的存在观是因为头脑的缺陷。而且我们还在把每一个人的头砌在孩子的生命力上，前六年的意义最为深远。如果你破坏他的头脑，以后你就很难再去改变它。可是我们还在继续损坏，而且是好心好意地。心理学越是深入人心，似乎就有越多的家长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罪犯，就有越多的老师和教育系统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罪犯。他们也曾经受到老一辈的折磨。他们只是在传递这种疾病。
不过现在有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西方，人第一次从日用需求中解脱出来。现在我们可以对头脑试验一些新的可能性。以前不可能做这些试验，因为肉体的需求是一副很沉的担子，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但是现在有可能了。我们生活在一次深刻的革命的起点上 ，人类历史还从来没有碰上过这样的革命。现在，意识的革命是可能的。依据更多的认识和了解的工具，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将赢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种可能性对于我们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敢这么做，如果我们有勇气，它就可以变成现实。
整个人类处于生死攸关的当头。我们不是回到过去，就是走向新的未来。这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也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都过时了。新的危机就在身边。要么我们不得不决定我们希望拥有一种新的意识，并且为此修行，要么我们不得不倒退，回到旧的摸式里去。
倒退也是可能的。每当出现危机的时候，头脑总是倾向于倒退。每当你面对无法面对的事情时，你总是倒退。比方说，如果这所房子突然失火了，你马上就变得像孩子一样。当房子失火的时候，你需用到更多更多的理智，你的行为需要更多的觉知，你反而倒退成五岁的孩子，然后开始到处乱跑，为自己制造更多的危险。
令人遗憾的可能是：如果我们试图创造一个新人类，我们就要面对一个全新的局面——我们可能会倒退。甚至还有一些预言家在宣扬倒退。他们希望过去回来：「黄金时代在过去。回去吧！ 」但是在我看来，那就是自杀。不管可能多么艰难困苦，我们都必须进入未来。
生命必须走向未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存在方向，我希望它能够发生。而西方必须成为它发生的土壤，因为现在的东方只是300年前的西方而已。生计和存活的问题沉重地压在东方人的肩上 ，但是西方已经完全没有这些问题了。
当西方青年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总是发觉他们既可以进步也可以倒退。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一直都在倒退，他们的行为跟孩子、跟原始人一样。这不好。他们的反叛是好的 ，但他们的行为必须像新人类，而不是像原始人。他们必须在自己的内在为一种新的意识创造各种可能性。
他们却只是一味地麻醉自己。原始人的头脑总是被药物迷住、被药物催眠。如果那些抛弃西方社会的人开始表现得像原始人一样，那就不是一种反叛，而是一种反应、一种倒退。他们的行为必须像新人类。他们必须向着一种新的、全然的、全面的意识前进，接受人的所有不一致的可能性。
动物和人的区别就在于：动物的可能性是固定的，而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是它们只是可能性而已。人可以成长，但是这种成长必须得到帮助。我们必须在全世界开设这种能够帮助成长的中心。
头脑必须接受逻辑的、理性的训练，但它同时也必须接受非理性的、无理性的训练。理性必须接受训练，同时感情也必须接受训练。理性的训练不应该以感情为代价。怀疑必须在那里、信任也必须在那里。
没有任何怀疑的信任是容易的，没有任何信任的怀疑也是容易的。但是这些简单的路现在不管用了。现在我们必须创造一种健康的怀疑、一种持久的怀疑，怀疑的头脑和信任的头脑必须同时并存。我们的内在（innerbeing）必须能够从一端到另一端。从怀疑移到信任，然后再移回去。在客体的研究上 ，一个人必须是怀疑的、小心的、谨慎的。但是在此与相连的另一个向度上，信任提示你不要怀疑。两者都是需要的。
总是在于怎样同时创造相反的两极。这就是我所关心的。我会不断地创造怀疑，又会不断地创造信任。。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任何天生的矛盾、因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运动，从一极来到另一极。
我们越是固定在一个极端上，它就变得越困难。比如，在西方，你养成了剧烈活动的习惯。然而你总是睡不好。当你开始睡觉的财候，头脑需要从活跃的状态进入不活跃的状态，但是它做不到。你在床上翻来复去；头脑已经兴奋不已、为了睡觉，你不得不吃安眠药。但是强制性的睡眠不可能让你得到很好的休息；它只是表面的休息。在深处，这些骚乱还在继续。你的睡眠变成了一场噩梦。
东方的情况正好相反。东方人可以睡得很好，但是他们活跃不起来。即使在早晨，东方人的头脑也觉得懒洋洋的，想睡觉。千百年来，他们一直过得很好，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干过，而你们睡得很多，但是你们产生了不安、不自在。因为这种不自在，你们所做的一切真是白费功夫。你们连觉也睡不着！
所以我强调既要训练头脑活跃、也要训练头脑不活跃，最重要的是，要让头脑学会运动——这样你就能够在两极之间来回运动。你可以训练头脑从一极移到另一极。在任何活跃的状态中，我都能马上进入不活跃的状态。我可以跟你们谈上几个小时，我也可以马上停止谈话，进入深深的、内在的宁乱 。除非你的内在也产生这种可能性，否则你的成长就会受到阻碍。
未来必须允许内在的两极之间存在一种双面的和谐。除非两极之间产生这种运动，否则人的深度就结束了。你无法继续前进。东方已经疲惫不堪了，西方也已经疲惫不堪了。你们可以交换两者的观念，但是以后，两百年之内，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如果你们只是彼此交换态度，那么你们就开始进入一个循环。
如果每一样东西都必须被接受的话，一个人怎么才能知道生活中什么是他应该追求的正确目标呢？
追求目标本身就是理性过程的一部分。未来因为理性而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动物既没有未来也没有目标的原因。它们生活，但是没有目标。理性创造理想；它创造目标；它创造未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什么是正确的目标。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要有目标。
新一代人在询问是否要有目标。你一有目标，你就开始脱离生命。你开始根据你的目标来塑造生命。跟未来相比，现在没有很大的意义。它必须被塑造、必须与未来协调。
一个指向目标的头脑是理性的，而一个指向生命的头脑是非理性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怎样拥有正确目标的问题。问题在于怎么才能使理性不再是头脑的唯一现象。
理性必须有目标；没有它们，它就无法存在。但是这不应该成为独裁的；它不应该是唯一生长的枝条。理性必须存在，它是必须的，但是人的头脑还有一个空的部分，它不能有目标，它只能像动物、像孩子一样存在。它只能存在于此时此地。这个空的部分 ，这个非理性的部分，会体验到生命的、爱的、艺术的深层领域。它不需要进入未来，所以它能够深深地进入此时此地。理性必须得到发展，但是这一部分也必须同时得到发展。
曾经有不少科学家有很深的宗教人格。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发生。它也许是一种深深的和谐，也许只是关闭一个缺口、再打开另一个缺口没有一点和谐。我可以是一个科学家，然后我可以离开我的科学世界，到教堂里去祈祷。仅只这样的话，这个科学家就不是在祈祷。这不是真正的和谐；这是深深的分裂。科学家和祈祷者之间没有内在的对话。科学家根本没有到教堂里去。当这个人回到实验室的时候，祈祷者就没有了。两者之间有一种深深的分裂；他们没有在一起。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 ，你发现的是分裂，而不是和谐。他会讲出让自己感到内疚的话、他会发表一个科学家的声明。完全违背地作为祈祷者的头脑。
所以，有很多科学家出过着精神分裂的生活。他们的一部分是这种东西，另一部分又是另一种东西。这不是我所说的和谐的意思。我所说的和谐的意思是：你能够从一极移到另一极，同时任何一部份不关闭。这样科学会合祈祷，而宗教的人就会去实验室。没有分裂，没有斗争。
要不妨，你就会变成两个人。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很多人；我们有很多人格。我们认同某一个、然后我们又改换装备，变成了另一个。这种装备的改换不是和谐。它会在你的存在中引起很深的紧张。你这么多人格恃在一起不可能感到自在。只有当我们有了一种观念，认为人天生就是一个整体——不再拒绝对立面，我们才会拥有不分裂的意识，才有能力移到相反的一极。
怀疑是科学家的工作的一部分。信任也是它的一部分。它们是从西方来看同一个事物的不同的向度。所以，一个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面祈祷；这没有什么不对。怀疑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是他的工作的工具，信任也一样。不存在天然的分裂。当一个人能够轻松自如地从一极移向另一极了，他甚至感觉不到这种运动。你在运动，但是你感觉不到这种运动。只有在碰到什么障碍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运动。如果那里有一种深深的和谐。你就不会感觉到任何运动。
还有一点：当我说「东方」和「西方」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说西方从来没有东方的头脑。或者东方从来没有西方的头脑。我谈论的是主流。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写一部世界史，不从地理上划分世界，而从心理上划分世界。在它里面，东方将会拥有很多来自西方的面孔 ，西方也会拥有很多来自东方的面孔。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西方不是两种倾向都有。我的意思是说西方主要倾向于理性成长，甚至宗教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曾经那么占据优势的原因。
耶稣是一个非理性的人，但是圣保罗却有一个非常科学的头脑，一个非常理性的头脑。基督教属于圣保罗，而不属于耶稣、在这么一个没有规矩的人的身边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组织。这是不可能的。耶稣是东方人，而圣保罗不是。
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一直存在着纠纷。两者都是理性的。两者都试图把宗教现象合理化。基督教信仰必然要被打败，因为宗教现象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就宗教而言，理性也没有作用。所以基督教信仰必然要被打败，而科学必然会胜利。
在东方、科学和宗教之间从来没有冲突、因为宗教不需要理会世界的任何东西。两者不属于同一个范畴；所以它们之间没有战争。
宗教怎么会变成理性的呢？
这是因为宗教本身，每当宗教必须系统化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现象。一个佛陀或者一个耶稣并不追求任何理想。他们过着自然的生活；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他们长得像野生的树一样，然后这些野生的树就成了追随者们的理想。这些追随者开始创造各种公式；偏爱 ，真理和理想。
宗教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具有很深的宗教人格的人，他们是自然的，另一部分是根据理想创造宗教信条、教义、规范的追访者。然后教徒就有了一个理想——一个人必须像佛陀一样一——压抑也就产生了。你必须以种种方式破坏自己，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那个理想。你必须变成一个仿制品。
在我看来，这就是犯罪。一个宗教的人格是美丽的，但是一个宗教的信条又是理性的产物。它只是理性在碰到非理性时所发生的现象。
难道佛陀没有理性的头脑吗？
他是非常理性的，但是他也有非常不理性的间隙。他对非理性也是很自在的。我们关于佛院的概念并非真的就是佛陀的，它们只是在佛陀以后出现的传统。佛陀完全是另一回事情。
因为我们只能这么做，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初教来达到佛陀。他们已经创造了两千年的传统，他们已经把佛院大大地理性化了。他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深入存在的话，你就无法存在。很多次你不得不是非理性的 －－而佛陀正是这样！但是要了解这一点 ，我们就必须把整个传统放在一边，直接迎向佛陀。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它可以发生。
如果我现在对一个理性的人说话，他就会不知不觉地丢弃所有非理性的内容。但是如果我现在对一个诗人说话，同样的句子、同样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含义。一个理性的人无法看到这些话的诗意。他只能看逻辑、看论证。诗人以另一种方式看到这些话。这些话有一种色彩、一种诗意，它跟论证毫无关系。
所以，佛陀的形象是因看他的人而异的。佛陀出现在印度的时候，整个国家所有的非理性事物－－吠陀经典、（奥义书），整个神秘主义－－切经历着一场危机。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尤其是在佛陀居住的比哈尔邦。
佛陀是极有魅力的、催眠的。他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们对佛陀解释必然是理性的。如果佛陀活在另一个年代，在世界上一个不反对神秘主义的地方，他就会被人看作一个伟大的神秘家，而不是一个理智的人。人们所认识的形象属于特定的历史时期。
依我看，佛陀并非主要是理性的。整个涅盘的概念就是奥秘的。他甚至比奥义书还要奥秘，因为奥义书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奥秘，它们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它们谈论灵魂的转世。佛陀则谈论没有灵魂的转世。这比前者更加奥秘。奥义书谈论解放，但是你还在那里。要不然，整个事情就会变得非常荒唐。如果我不能在那个存在的终极状态里，那么社个努力都是无用的、不合逻辑的。佛陀则说：要努力 －－而作将不在那里。它将只是空无。这种观念更加奥秘。
当你谈论倒退的人时，你说倒退的意思是不是在社会创造的、社会可以接受的某个形象进行比较。
不是一个形象。是不同的东西。当我说他们的行为像孩子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在成长。他们在倒退，在后退。我没有任何形象说他们应该向它看齐。我有成长的概念 ，没有被追随的形象。我一点也不希望人们都接着一个特定的形象改变自己。我只是在说：他们在往过去倒退，他们没有向未来成长。我没有任何希望该怎么成长的概念－－但是它必须成长；它不能倒退。这是一个是成长还是倒退的问题，不是任何形象的问题。
其次，当我说他们正在倒退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他们正在对一个过分理性的社会做出反应。他们的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它的错误是相同的。理性必须被吸收，而不是被丢在外面。如果你把它丢在外面，你就犯了跟你把非理性丢在外面一样的错误。
维多利亚时代曾经产生过一种人，他纯粹是一个表面、一个面具。他的里面没有活的存在。他是一个行为模式、一个礼仪模式－－他比较像一张脸，而不太像一个人。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只选择理性作为每一件事物的标准。非理性的、没有规矩的、混乱的，都被推到一边，都被压制起来。现在没有规矩的一边开始反抗了，它可以做两件事情：它可以破坏，也可以创造。
如果它破坏，那么它就会倒退。那么它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反抗一一否认。它将否认理性的部分。然后你就变得像孩子一样：不成熟。你倒退了。
如果没有规矩的一边是创造性的，它就不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它必须把理性和非理性一起吸收过来。这样他的整个存在就会成长。否定非理性的人和否定理性的人两者都不在成长。
除非完全的成长，否则你不可能成长。我在谈论成长。关于一个人必须长成什么，我没有任何形象。
西方头脑的很多问题是不是基督教的「罪与罚」的结果？
是的，那是必然的。罪的概念可以在它的周围产生极为不同的意识。东方人的头脑没有这个概念。相反，它以无知的概念来代替它。在东方人的意识里面，一切邪恶的根源都是无知，而不是罪。邪恶之所以在那里 ，是因为你的无知。所以，间题不在于内疚，而在于训练。你必须变得更加觉知、更有洞察力。在东方，知识就是转化－－而静心就是那种转化的工具。
在基督教里，罪变成了中心。它不只是你的罪。它是人类的原罪。你背着一个罪的概念。这就会引起内疚和紧张。所以，基督教不可能真正发展起静心的方法。它只发展了祈祷。你能怎么讨伐罪呢？你可以遵守道德并且经常祈祷。
东方的问题跟西方的不一样。对西方人来说，内疚是他的问题。他们感到深深的内疚。甚至那些已经反叛的人也感到内疚。这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它跟头脑的关系比较大 ，跟他的存在没有多少关系。
他们首先必须释放他们的内疚。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必须发展精神分析和忏悔的原因。东方没有发展这些东西，因为没有人需要它们。在西方你必须忏悔。只有这样，你才能从深深的内疚中解脱出来。或者你必须接受精神分析，把你的内疚扔出去。但是它从来不会被长久地扔出去 ，因为罪的概念依然存在。内疚还会重新积累起来。所以精神分析和忏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帮助。你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忏悔。它们只能暂时帮助你抵挡某些已经被你接受的东西。疾病的根源 －－罪的概念－－已经被你接受了。
在东方，这不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精神健康的问题。相反，它是灵性成长的问题。你必须在灵性上成长，必须对事物更加觉知。你不一定要改变你的行为，但是必须改变你的意识。然后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基督教更关心你的行为。而行为只是外围的。问题不在于你做什么；问题在于你是什么。即使你不断地改变你的所做所为，你也没有真正改变过任何东西。你还是老样子。你在表面上可能是一个圣人，但是你的内在还是老样子。
那些西方人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我不得不跟他们作斗争，只是为了让他们觉知到他们的更深的问题——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精神的问题。佛教和耆那教也造成内疚。不是这种内疚，而是另外一种内疚。耆那教徒没有基督教徒所感觉到的内疚，因为他们没有罪的问题 ，但是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感觉一个人除非超越某些事物，否则就是劣等的。
耆那教徒也没有设计过任何静心的方法。他们只设计了各种不同的规矩：要做那个。要做那个。不要做这个－－整个概念都围绕着行为这个中心，但是就他的内存在而言，他是非常可怜的。
佛教不是死气沉沉的，因为它的着重点不同。佛教的道德部分只是静心部分的延续。如果行为必须改变，它也只是为了帮助静心。在基督教和耆那教中，它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如果你做好事，你就是好的。对于佛教则不是这么回事。你必须从内在被超越。做好事可以帮助你，它可以成为一部分，但静心是中心。
所以在三者当中，只有佛教发展了静心。佛教的其它教义都只是一种推动——没有什么意义。你甚至可艾萨克开它不管。如果你无需其它帮助就能够静心，那么你就可以抛弃其余的部分。
而印度教甚至还要深一些。所以印度教能够在这么多的向上发展，就像谭崔一样。甚至你所说的罪也能够被谭崔利用。印度教，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健康的，但它不可能被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