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奇迹
第十八章感觉一个新的“我”(二)
「情势」根本不允许人做哲学上的思索，人必须为生活设想，也就是说，全然单纯地去想什麽地方可以生活与工作。革命以及有关的一切引起我很深的厌恶感，同时，尽管我同情「白俄」我也不可能相信他们会成功。布尔什唯克毫不迟疑就允诺的事情，不管是他们还是别人根本没有办法实现。他们的主要力量就在这里，这也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他们竞争的。此外他们还有德国的支持，后者在他们身上看见可以在未来复仇的可能性。曾经从布尔什唯克手中解放我们的自愿军有能力作战并且征服他们，但却没有能力在解放区组织一个适当的生活方向。在这方面领导者既没有计划、没有知识也没有经验，这当然不能怪他们，但事实就是事实。情况非常不稳定，还在滚向莫斯科的风浪随时都可能再往回滚。
有必要到国外去，我以伦敦作为我最后的目标，首先因为在那里我认识的人较多，再来是因为我认为比起其它任何地方，英国人对我现在所拥有的新观念也会引起较大的兴趣及较大的回响。而且，在我战前赴印度以及战争初期回返的旅途经过伦敦时，我就已决定到那里去写以及出版我的书，那是在1911年就已开始写的《众神的智慧》，随后以《宇宙的新模型》为书名面世。事实上在这本书里我触及了宗教的问题，尤其是研究新约圣经的方法，根本不能在俄国出版。
所以我决定到伦敦，并且在那里尝试安排演讲与组织团体，就像在彼得堡一样，但这得经过三年半之后才实现。
在1919年六月初，我终于离开了Essentuki，那个时候那里已变得相当平静，重新建立了一些生活，但我并不相信这平静，仍然有必要出国。首先我去Rostov然后到Ekaterinodar与Novorossiysk，之后再回Ekaterinodar，那时Ekaterinodar是俄国的首都。在那儿我遇见几位在我之前离开Essentuki的团员，也遇到一些从圣彼得堡来的朋友与旧识。
其中有次交谈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从彼得堡来的朋友在我们谈到葛吉夫的体系与工作自己时，问我是否能指出这工作的实际结果。
回想前一年当中所有我经历过的，尤其是葛吉夫离开之后，我说我获得一种奇怪的信心，无法以三言两语来界定，我必须详细一点描述。
「这并不是一般所谓的自信，」我说，「完全相反，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对自己的不重要与无意义的信心，那个自己是我们通常所知的。但我有所信心的是，如果有可怕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就如同去年那些发生在我的许多朋友身上的事情，会去面对的将不是我，不是这个一般的我，而是另一个在我里面的我，他会跟情境相当。两年前葛吉夫问我有没有感觉到一个新的我在我里面，我必须回答我感觉什麽也没改变，现在我可以说不一样的话了。我可以说明这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它不是立刻发生的，我的意思是这改变并不包含生活的每一刻，所有的日常生活仍然以一般的方式继续着，所有那些非常普通的愚蠢的小我群，或许除掉一些已经变得不可能的之外。但如果有很大的事发生，那种会拉紧每根神经的事，那麽我知道这大事不会由一般的小我去面对，那个现在正说话的我，可以使之害怕的我，或任何这类的我---而是由另外的，一个大我，那个没有任何东西可让他害怕的我，那个可以对等于所发生的一切的我。我无法描述得更好，但对我而言它是个事实，而且这事实的的确确与这工作有关。你知道我的生活，也知道我不怕很多别人经常害怕的事情，包括内在和外在。但这是不一样的，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因此我知道，对我自己这新的信心不是单纯来自生活重大经验的结果，它是我打从四年前就开始的工作自己的结果。」
在Ekaterinodar以及随后在Rostov的冬天期间，我召集了一小群人，依据我前一年冬天就已拟好的计划，对他们演讲解说葛吉夫的体系以及从日常生活中能导向这体系的事物。
在1919年夏季与秋季期间我收到葛吉夫从Ekaterinodar与Novorossiysk寄来的两封信......他写说他已经在Tiflis开了一所「人的和谐发展机构」，有着非常广阔的计划，信中附上一份这「机构」的计划书，这着实让我沈思良久，计划书是这样开始的：
根据葛吉夫.I.葛吉夫的体系而成立的「人的和谐发展机构」，经由国家教育部长的核准于Tiflis正式开张。机构接受儿童与成人，男女皆收。研究课程将于早上与晚上进行，研究课程如下：多种体操（有节奏的，有治疗效果的，以及其它），练习项目有意志、记忆、注意力、听力、思考能力、情感、本能等等的发展。
除了上述之外还附加了：G.I.G.的体系已经在一整系列的大城市中开始运作，如孟买、亚历山大港、卡布尔、纽约、芝加哥、奥斯陆、斯多哥尔摩、莫斯科、伊山土基，以及国际性与劳动兄弟会的所有部门及家庭。
在计划书的最后，列举了「人的和谐发展机构」的「专业老师」名单，在其中我看见自己的名字与「机械工程师」P的名字，以及另一位我们的团员J，他那时住在Novorossiysk，并没有任何意图想去Tiflis。
葛吉夫在他的信中写说，他正在准备他的「魔术师的挣扎」芭蕾舞。他完全没提及以前的困难就径自邀请我到Tiflis去跟他工作，这是他非常独特的作风，但由于各种原因我无法去他那里，首先我有很大的金钱上的障碍，再来是，对我而言在Essentuki引发的困难是非常真实的。我离开葛吉夫的决定已经让我付出很大的代价，我无法轻易放弃，尤其是他的动机昭然。我必须承认，对于「人的和谐发展机构」的计划我并不热心，当然我了解，它意味着葛吉夫明显地被迫就外在的情况对他的工作赋予某种外在的形式，如同他在Essentuki所做的，而这外在的形式多少有点讽刺画的味道。但我也了解在这外在形式的背后依然竖立着和以前一样的东西，而这是不能改变的，我只怀疑我自己适应这外在形式的能力，同时我很确信不久就会再遇见葛吉夫。
P从Maikop来到Ekaterinodar，关于体系与葛吉夫我们谈了很多。P处在一个相当负面的想法里，但我觉得对于体系与葛吉夫之间似乎有必要做个区分，这帮助他对事情的状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我开始对我的团体感到非常有兴趣，我看见继续工作的可能性，体系的观念找到了响应，而且明显回答了人们想要了解自身与周遭究竟发生了什麽事的需求。我们之间也为那吓坏我们朋友及「同盟」的俄国历史下了最后的结论。我们的前景是一片漆黑。秋季与冬初我在Rostov，在那里我遇见另外两或三位彼得堡的团员以及从基辅抵达的Z，就像P一样他对于以前所有的工作也有非常负面的想法。我们在同一住处安顿下来，和我谈过之后似乎让他修正了许多事情，并且确信自己原来的评价是对的，他决定到Tiflis去找葛吉夫，但他命中注定无法达成。我们几乎在同一个时候离开Rostov，Z晚我一两天离开，但他抵达Novorossiysk时已经病了，1920年一月一日他死于天花。
随后很快我试图到康士坦丁堡。那个时候康士坦丁堡充满了俄国人，我遇见来自彼得堡的熟人，透过他们的协助我开始在"Russki Miyak"的办公室公开演讲，我立刻召集了相当多的听众，大部份是年轻人。我继续发展在Rostov与Ekaterinodar开始形成的想法，将一般心理学、哲学的观念关连到密意的观念。
我没有再收到葛吉夫的来信，但我确信他一定会来康士坦丁堡，实际上他在六月抵达，带着一个相当大的团体。
在旧俄地区，即使是遥远的边界，工作已经变得不可能，我们逐渐接近要在欧洲工作的阶段，这是我在彼得堡就预见的前景。
我非常高兴看见葛吉夫，对我个人而言好像由于对工作的兴趣，以前所有的困难都可以放在一边，我可以再次跟他工作，就像在彼得堡一样。我把葛吉夫带到我的演讲会上，交给他所有来听我演讲的人，尤其是三十多位经常在"Miyak"办公室楼上聚会的小团体。
葛吉夫那时将芭蕾视为他工作的重心，此外他还想要在康士坦丁堡组织一个Tiflis机构的延续，其中主要的工作会是舞蹈与节奏练习，这将为三与芭蕾的人打基础，根据他的构想芭蕾应该变成一所学校。我为他编写芭蕾的剧本，因而开始比较了解这构想，舞蹈以及所有其它的舞蹈「数字」，或所谓的「滑稽剧」，需要长时间与特殊的准备。那些为芭蕾做准备或正在跳芭蕾的人都要研究自己，并取得对自己的控制，以此达到更高形式的意识。在芭蕾中也融进了许多必要的舞蹈、练习、回教舞的仪式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东方舞蹈。
对我来说那是非常有趣的时期，葛吉夫经常到Prinkipo来找我，我们一起去逛康士坦丁堡市场。我们去看Mehlevi回教旋转舞，他解释了一些我以前无法了解的东西。回教旋转舞的旋转是一种基于数数位的头脑练习，就像那些他在Essentuki示范给我们看的练习一样。有时后我整天整夜跟他一起工作，其中有个晚上特别留在我的记忆里，当我们为「魔术士的挣扎」「翻译」一首回教歌时，我看见他平常很小心隐藏的艺术家葛吉夫与诗人葛吉夫，尤其是后者。这翻译是葛吉夫先回想波斯诗歌的形式，有时他自己小声地重复几次之后替我翻译成俄文。大约十五分钟之后，当我完全消失在形式、象征、以及消化当中时，他说：「好，现在从中做出一句诗来。」我并没有试图创造任何韵律或寻找一个节奏，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葛吉夫继续着，然后又经过十五分钟他说：「那是另一行。」我们一直坐到天亮，当时我们就在离旧俄领事馆不远的Koumbaradji街上。终于城镇开始苏醒，我已写了（我想）五首诗并且停留在第五首诗的最后一行，我的脑袋已经筋疲力竭。葛吉夫笑了，但他也累到无法再继续下去，所以诗歌就停留在那儿并未完成，因为他再也没有回来工作这首歌。
这样的方式度过了二、三个星期，我尽我所能帮助葛吉夫组织他的机构，但逐渐地像在Essentuki时发生的困难又挡在我眼前。因此，当机构开张时，我想是在十月，我无法三与，但为了避免妨碍葛吉夫或使那些来听我演讲的人造成困扰，我结束我的演讲，也不再拜访康士坦丁堡。有些来听我演讲的人到Prinkipo来拜访我，我们就在那里继续由康士坦丁堡开始的谈话。
两个月之后当葛吉夫的工作已经变得稳固时，我又开始在康士坦丁堡的Miyak演讲，我继续了六个星期，不时拜访葛吉夫的机构，有时他也到Prinkipo来找我，我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维持非常好。到了春天他建议我应该在他的机构演讲，于是我就在他的机构一星期讲一次，葛吉夫自己也三与其中，补充我的解释。
夏初葛吉夫关闭了他的机构到Prinkipo来，大约这个时候在某个地方我仔细告诉他我的一个计划，我已起草写一本书解说他在彼得堡的演讲与谈话，并加上我自己的注解，他同意这个计划也授权我写并且出版。直到那时之前我都一直服从有关葛吉夫的工作规则，这是每个人都要服从的。根据这条规则，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人有权书写（既使只是为了他自己的用处）任何有关葛吉夫或他的构想，或任何其它三与工作的人，或保留信件、笔记等等之类，更别提能公开出版只字词组。早年期间葛吉夫强烈坚持这项规则每个工作中的人都应该接受，都要许诺未经允许决不写任何涉及葛吉夫的东西，更别说出版任何东西了，甚至在他离开工作之后也不行。
这是许多基本规则之一，每个加入我们的新人都会听到而视之为基本且义务的规则。但随后葛吉夫也接受那些不注意这些规则，或不想认真考虑的人加入他的工作。这解释了其后坊间出现了描述葛吉夫不同工作时期的各式书籍。
我在康士坦丁堡度过1912年的夏天，在八月时离开到伦敦去，在我离开前葛吉夫建议我应该跟随他到德国去，他还想在那里重开他的机构并准备他的芭蕾舞。但首先我并不相信在德国有可能组织工作，再来我也不相信我能跟他工作。
我抵达伦敦之后很快就开始演讲，继续康士坦丁堡与Ekaterinodar的工作。我听说葛吉夫带着他的Tiflis的团体以及我在康士坦丁的堡团员抵达德国。他试图在柏林和德勒斯登筹备他的工作，意图购买德勒斯登附近Helleran的前Dalcroze机构，但全都没有结果，好像是关于购买方面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而走上法律诉讼。在1922年二月，葛吉夫来到伦敦，我理所当然立刻邀请他来我的演讲会场，将他介绍给所有来三加的人。这回我对待他的态度来得更为确定，我仍然对他的工作有很多期待，我决定尽我所能帮助他设立他的机构与安排他的芭蕾，但我并不相信我有可能跟他工作。我再次看到所有以前在Essentuki开始出现的障碍，这次甚至在他抵达之前就出现了。外在情况是葛吉夫对达成他的计划已经做了很多，最主要是他已召集了大约二十位核心人物，由他们就有可能开始。芭蕾所需的音乐几乎已经准备妥当，由一位知名的音乐家合作完成。机构的筹备已经逐步进行，但却没有钱将这一切付诸行动。葛吉夫在抵达伦敦之后立刻说他想要在英国开设他的机构，许多来听我演讲的人都对这构想有兴趣，因而在他们之间自行募款来解决金钱上的问题，相当数目的一笔钱立刻便交给葛吉夫去安排他的整个团体旅行到英国。我继续我的演讲，将话题关连上葛吉夫在伦敦逗留期间所谈的。但我自己已经决定，如果机构开设在伦敦我就到巴黎或者美国。机构终于在伦敦开张，但由于各种原因它失败了，而由于我伦敦的朋友以及那些来听我演讲的人所筹募的一笔相当不少的钱，葛吉夫在法国买下了历史上著名的靠近枫丹白露的Chateau Prieure，里面还附有一个废弃的大公园。
在1922年的秋天他在那里开张他的机构。一各式各样的人聚集在那里，有些是彼得堡的旧团员，有些是来自葛吉夫在Tiflis的学生，有些则是来听我在康士坦丁堡与伦敦演讲的人，后者又分成好几个团体。以我的意见，有些人为了跟随葛吉夫而太急于放弃他们在伦敦的日常生计，当他们告诉我时已经做好了决定，我无法对他们说什麽，但我恐怕他们会失望，以我之见葛吉夫的工作似乎尚未组织妥当因而不稳定。但同时我对自己的意见还无法确定，也不想干涉他们，因为如果一切都很好而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那麽他们就会因他们的决定而获益。
其它有些人曾经试着跟我工作，但由于某种原因而离开，现在他们认为跟葛吉夫一起工作一定会容易些，他们尤其受吸引的是找到他们所谓的一条快捷方式，当他们询问我这方面的忠告时，我当然劝他们去Fountainebleau跟葛吉夫工作。还有一些人来跟随葛吉夫只是暂时地两个星期或一个月，这些人则是来三加我的演讲而不想自己做决定，但听说别人的决定时就来找我，问说他们是否应该「放弃一切」到Fountainebleau去，并问我这是不是唯一继续工作的方式，对这我说他们应该等到我去那儿再说。
我第一次到达Chateau Prieure是在1922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在那儿进行着非常有趣而且生动的工作，一个大帐棚立在那里作为跳舞与练习的场地。家务管理已安排好，房子也已整理妥当等等，整体氛围很适当，使我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我记得与那时住在那里的凯瑟琳曼殊菲尔小姐的一段谈话，这在她死前不超过三个星期。是我自己给她葛吉夫的住址，她曾经来听我的演讲两三次，然后来告诉我说她要去巴黎，有个俄国医生以X光照射脾脏来治疗肺结核。我当然无法对她说什麽，对我来说她似乎已经死了一半，我觉得她对这也一清二楚。但由于所有这些，让人不免震惊于她是多麽努力要善用在世的最后时日，去找寻她清楚感知存在的真理，但却无法碰触。我并不认为我应该再去见她，但当她问我要我在巴黎的朋友的地址时我无法拒绝，因为她与这些人的谈话我们早就说过了，由此我又在Prieure见到她。我们在晚上一起坐在其中一间沙龙，她以一种似乎来自空洞的非常微弱的声音说话，但并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我知道这是真的，也没有其它的真实了。你知道我长久以来就将我们全部的人－－毫无例外－－看做是遭遇船难而漂流到一个无人的荒岛，只是我们都还不知道，但在这里的这些人知道。其它在生活中的人，还在想明天会有一艘轮船来接他们，一切又会像以前的方式继续下去。而这里的这些人已经知道不会再有旧的方式，我非常高兴我能在这里。」
在我回到伦敦之后很快就听到她的死讯。葛吉夫对她非常好，没有坚持要她离开，虽然很清楚她不能活，为这他最后收到一堆谎言与诽谤的回报。
在1923年间我相当常去Fountainebleau，也就是到Prieure去。
机构开张之后立刻就吸引了报纸的注意，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法国和英国的报纸都不断报导它，葛吉夫和他的学生被称为「森林哲学家」，他们被采访，他们的照片被刊登等等。
葛吉夫自己的工作在这时期，也就是从1922年开始，主要是致力于研究节奏与造型（plastics）方法的发展，他全副时间都在工作他的芭蕾，带进各种回教与苏菲的舞蹈，从记忆中找寻他多年前在亚洲听过的音乐。在这工作里有非常多的东西既新鲜又有趣。回教的旋转舞蹈与音乐毫无疑问是第一次在欧洲呈现，对那些能听到或看到的人来说产生一种极强烈的印象。
在Prieure他们也进行非常密集的头脑练习，发展记忆、注意力以及想象，更进一步与这些练习有关的是「心灵现象的模仿」。因为工作的速度以及其它种种情境，每个人在屋子里还有一大堆极费力的家务工作。
在那时期的许多谈话当中我特别记得其中一次有关呼吸的方法，虽然这次谈话就像许多其它事情的发生一样不为人所注意，但它显示对这问题可以有一个全新观点~。
「正确的练习，」有一次葛吉夫说，「能直接导向有机体的掌握并将其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机能顺服于意志，而这是从呼吸练习开始。缺乏呼吸的掌握，什麽也掌握不了，但是要掌握呼吸并不容易。
「你必须明白呼吸有三种，第一种是正常呼吸，第二种是『膨胀』(inflation)，第三种是由动作协助的呼吸。这意思是什麽？这意思是，正常呼吸是无意识地进行，它是由运动中心管理与控制。『膨胀』是人工的呼吸，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说他吸气时数到十而吐气时也数到十，或者他将透过右鼻孔吸气而由左鼻孔吐气，这是经由造型装置所完成的。这两种呼吸本身并不一样，因为运动中心与造型装置透过不同组的肌肉来操作，运动中心所操作的那组肌肉对造型装置来说既不容易接近也不从属于它。但在运动中心暂时停止时，造型装置被赋予一组肌肉能够影响并且帮助它，而让呼吸的机械装置活动起来，但它的工作当然会比运动中心的工作来得差一些，而且它无法工作很久。你曾经读过『瑜珈呼吸』，你曾听过也或许读过有关东正教修道院『心智祈祷』(mental prayer)的特别呼吸，这全都是同一件事，从造型装置进行的呼吸并不是呼吸而是『膨胀』。观念是如果一个人实行这种呼吸够长久（通常都是透过造型装置），运动中心在这段时期都闲置着，因无事可做感觉无聊而开始『模仿』造型装置的工作。事情有时候就会这样发生，但这发生需要许多条件。禁食与祈祷是必要的，还有少睡以及加诸身体的所有各种的困难与负担，如果对待身体很好这就不会发生。你以为东正教修道院没有身体上的练习吗？那麽你试试看做一百个按照所有规矩的伏地礼拜，你就会得到没有任何体操能产生的背痛。
「所有这些有一个目标：将呼吸带进正确的肌肉，将它交给运动中心。而如我所说的，有时这蛮成功的，但永远都会有个大风险，那就是运动中心会失去它自己适当工作的习惯。由于造型装置不能一直工作，因此比如说在睡觉当中，运动中心不想工作，那麽机器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他甚至会因为呼吸停止而死。由呼吸练习所造成的机器机能混乱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当人们自己尝试透过书本作『呼吸练习』而没有适当的指导。在莫斯科经常有许多人来找我，他们从书本上学了所谓的『瑜珈呼吸』而完全扰乱了他们机器的正确运作，推荐这类练习的书本呈现了一个极大的危险。
「把呼吸从造型装置的控制转换到运动中心的控制永远不可能由业余爱好者达成，因为这转换的进行必须将有机体带到最大的张力，但一个人自己永远做不到。
「不过正如我说过的，还有第三种方法－－经由动作来呼吸。这第三种方法需要很多关于人类机器的知识，在学校里是由真正了解的人来指导，比较起来其它的方法都只是『家庭制品』而不可信赖。
「这方法的基本观念在于某些动作与姿势能够唤起你想要的任何一种呼吸，而这也是正常的呼吸，不是『膨胀』。困难在于知道什麽动作与什麽姿势将会唤起哪一种人的某种呼吸，后者尤其重要，因为人可以分成几种特定的类型，每种类型的人都有某些特殊的动作来达到同一种呼吸，因为同样的动作在不同类型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呼吸。一个知道何种动作会导致何种呼吸的人已经能够控制他的有机体，也能在任何时刻使任一中心活动，或反之使动作停止。当然关于这些动作的知识以及控制它们的能力就像世界上任何其它东西一样都有程度之别，一个人能知道较多或较少，便能较好或较差地运用，不过现在只要了解这项原理就好了。
「这尤其重要的是关系于研究自己内在诸中心的划分，我以前已经做过许多提示。你们必须了解每个中心分成三个部份是依照诸中心主要划分成的『理智』、『情感』与『运动』，同样的原则每个部份又再分成三个更细的部份，而且，打从一开头每个中心就被分成两个部份：正面与负面。而在所有的部份当中有『卷轴』群彼此关连，有些往一个方向，其它的则往另一个方向。这解释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也就是所谓的『个别性』，当然在这里面根本没有什麽个别性，有的只是不同的『卷轴』与联想。」
这段谈话是在花园的大工作室里举行，这工作室由葛吉夫以回教tekkeh的风貌来装饰。当葛吉夫解释过各种呼吸的意义之后，他便将当时在场的人依据类型分成三组，大约有四十多人。葛吉夫的构想是展示同样的动作在不同的人身上如何产生不同的「呼吸时刻」(moments of breathing)，例如，有些人吸气，其它人则吐气。还有，不同的动作与姿势如何能产生同一个呼吸时刻－－吸气，吐气以及停气。
在这段时期葛吉夫邀请我许多次去住在Prieure，这里面有极多的诱惑。但不管我对葛吉夫的工作有多大的兴趣，我都无法在这工作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我也不了解它的方向，同时我又清楚看见，如同我在1918年于Essentuki所看见的，这个组织中有许多破坏性的元素，它终归要解体。
在1923年的冬天，葛吉夫在巴黎的Champs Elysees戏院安排了回教舞蹈、动作节奏、以及各种练习的示范演出。
在1924年一月初的示范演出之后，葛吉夫带着部份学生远赴美国，意图在那里安排演讲与示范。
在他离开的那一天我在Prieure，这离别让我想到很多他在1918年离开Essentuki的情景，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
回到伦敦那一天我对那些来听演讲的人宣告说，未来我的工作将以1921年始于伦敦的方式完全独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