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佛教在远东二千年的发展中，分成了许多支派，这些支派与印度佛教的原型是如此不同，以致我们有充份的理由称之为远东佛教。这些支派虽然理所当然的发源于印度的创教者，并且是由印度的传教士传播过来，但若没有中国与日本的诸多天才，它们将不会达到现在这般完美的地步。因此，学佛的人不能忽视中国与日本的佛教；不仅从以往的历史看来是如此，并且它现在仍旧是一个活的、正在生长的精神力量。

　　 在远东所发展出来的许多佛教支派中，我们发现特殊的一支，它宣称把佛教精神的本质直接自它的创造者传递过来，而它这样做却不依据任何文字。它的学术名称叫做「佛心宗」( the Sect of Buddha-Heart)，但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则叫禅宗(梵文为Dhyana，巴利文Jhana)。

　　这一支之所以特殊，不仅在佛教中如此，我相信在整个的宗教史中都是如此。概括的说，它的教义是静观的神秘主义，而用以表达这教义的方式是如此特殊--有时是诗意的，有时甚至是令人莫解的--以致只有那些对它们真有洞见的人和那受过系统训练的人才能了解它们最终的涵义。因此，禅宗最为强调的是个人内在的精神开悟。它并不认为经典或智者对经典的注解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它强调主观性与个体性，而不注重传统的权威与客观的(外来的)启示。禅宗认为学禅的人为达到精神开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禅那的实行禅--那意谓沉思或静观(1)。 「禅」这个字实际是「禅那」(Dhyana)的简写。

禅宗历史

印度

　　依照禅学者的说法，禅的历史始于佛陀在灵山会上以一枝美丽的金波罗花示众之际。这件事载于「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 」(Dialogue of the Buddha and Mahapitaka Brahmaraja)上(2)：

　　 「波罗门来到佛弟子集会的灵鹫山，将一枝金伯罗花(utpala)奉于佛陀，俯身在地，求佛说法以惠有情众生。佛陀升座拈花示于诸佛人天之前；无有应者；唯大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于此，佛陀对众曰：‘我有得见妙法之眼，即是涅盘，是心，是实有与非实有之奥秘，是超越的真理之门。现在我将它传之于摩诃迦叶。’」(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今咐嘱摩诃迦叶) 摩诃迦叶把这可见入法之深处的「眼」传给他的继承者阿难 (Ananda) ，而这次的传递据记载是这样的：

　　 阿难问迦叶：「除了衣钵之外，你从佛陀接受的是什么？」迦叶呼叫说：「阿难。」阿难回答说「在此。」于此，迦叶说：「你可不可以把门口的旗杆放下来？」于接受这个命令之际，一道光明照破阿难心中，于是 「心印」就从摩诃迦叶传给了这个大弟子。

　　 禅宗认为在菩提达摩(Bodhidharma)于公元五二○年来到中国之前，在印度有二十八祖，成功的将此「心印」传递下来(3)：(一)、摩诃迦叶；(二)、阿难陀；(三)、商那和修；(四)、优婆鞠多；(五)、提多迦；(六)、弥遮迦；(七)、婆须蜜；(八)、佛陀难提；(九)、伏驮蜜多；(十)、波栗湿缚；(十一)、富那夜奢；(十二)、马鸣大士；(十三)、迦毗摩罗；(十四)、龙树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十六)、罗侯罗多；(十七)、僧迦难提；(十八)、迦耶舍多；(十九)、鸠摩罗多；(二十)、奢夜多；(二十一)、婆修盘头；(二十二)、摩孥罗；(二十三)、鹤勒那；(二十四)、狮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二十六)、不如蜜多；(二十七)、般若多罗；(二十八)、菩提达摩(一般简称达摩)

中国

　　菩提达摩是印度的二十八祖，中国的初祖；他原是印度香至(Kasi ?)王的第三子。成年以后做了和尚，据说追随般若多罗垂四十年。师父圆寂以后，六十年间，他致力于破除小乘禅观诸宗。此后，为了实现般若多罗给了他的使命，航海三年，至中国。公元五二○年(梁代，普通元年九月)他终于到达了广州。梁武帝立即请他到首都金陵(今之南京)。武帝是一位最虔敬的佛教徒，为佛教做了许多善事，但此中并非没有个人利益的计较。因此，当他的西方贵客到达宫殿之际，他立即就问： 「我已造了那么多寺庙，写了那么多佛经，度了那么多比丘与比丘尼；尊师认为我已经积了多少功德？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这个中国禅宗的创立者却冷淡而简单的回答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又问道：「佛法圣教的第一义谛是什么？」达摩回答说：「廓然无圣。」武帝不解这句回答的意义，因此又问了一句：「那么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

　　 他这句话的意义或许是说，在存在的第一义中，既然只有廓然的虚空与绝对的超越，则在我们此世为什么又有相对的比较与关系呢？不是有些人被认为是圣者，有些人被认为是劣者吗？而站在武帝面前的这位菩提达摩，岂不是属于第一种？然而他的回答却何以同经验中的事实相背？因此，他便发出了 「那么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之问。这番对话颇似于希腊王米林达(Milinda)与纳迦森纳(Nagasena)之间的对话(见 Rhys Davids 所著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 V1. I, p. 40-45)。

　　 但达摩却是神秘主义的使徒，学术性的讨论不能引起他的兴趣。因此简单的回答说：「不知是谁。」

　　 由于梁武帝不是能够接受他信仰的人，达摩就离开梁，到北方的魏国，隐居于少林寺。据说九年的时间，他面壁而坐，沉入静观之中，因此被人称之为壁观婆罗门。

　　 最后，终于有一个人来向他求教，这个人叫神光，原先是一个儒家学者，但由于儒家的教训不能令他满足，因此决意追随达摩的信仰。然而后者似乎完全忽视这个人的存在，对于这个真理的寻求者之恳切的请求，不予任何留意。据说在这种冷淡的接待下，神光在雪地里站了七天七夜。最后他用自己携带的刀，将一支胳膊，呈在达摩面前，说：

　　 「这是我诚心求道的表示。许多年我寻求心的安定，但不能求得。请尊者为我安心。」

　　 达摩回答：「心在何处？拿来我为你安。」神光说：「我的困难就在于我找不到的心。」于此，达摩说道：「就是！我已经为你把心安好。」而神光立刻得到了精神上的开悟，这个开悟解除了他所有的疑虑，结束了他所有的挣扎。

　　 达摩逝于五二八年(永安元年)，依照传统的说法，年龄约一百五十岁。神光(四八七──五九三)由菩提达摩取名为慧可，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二祖。

　　 慧可将佛陀心印传于他的大弟子僧璨(殁于六○六年)，后者又成功的传给道信(殁于六五一年)，道信传给弘忍(殁于六七五年)。弘忍以后，禅宗分为南北两派，北派系属旁出，没有继者也没有继续的发展；南派则由慧能(六祖)领导，继续正统的传递(4)，后来虽然经过长期的沉寂，并且几乎在它的诞生之地消失，却在日本仍然繁盛。

　　 六祖慧能是一位伟大的宗教天才，而他的生涯标示了远东禅宗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在他以前禅宗可以说是隐退的、静态的，现在却活跃的展示出它的特点，并开始将影响力越来越发扬光大，特别是在有思想的人士之间为然。

　　 他的传道活动在弘忍死后立即开始。他接引了许多有能力的弟子，由于这些弟子，禅宗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分成数个宗派。其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在唐(六一八年至九○六年)宋(九六○至一二七八年)两朝代十分盛行，而酿成了禅宗的黄金时代。六祖的说法收集成书，称之为《六祖坛经》，列入中文的大藏经之中，被认做是禅宗最权威的著作之一(后面我们要引录其中一些说法)。

　　 慧能继承弘忍衣钵的事，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五祖希望在他的许多弟子中选出一个精神上的继承人。有一天，他宣布，不论何人，凡能证明出自己彻底的宗教见解的，就可以得到他的衣钵，并成为他合法的继承人。神秀在诸弟子间以博学闻名，并且精通教义，因之被诸弟子认为是无可置疑的继承人。缘着这个机会，他就在禅堂外的墙上写了一首诗偈表明他的观点：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

　　所有读了这首诗偈的人，都深为赞扬，私下认为这首诗偈的作者，一定会获得衣钵的传授，但第二天早晨当他们醒来，却惊异的发现旁边有另一首诗偈：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首诗偈的作者，只不过是一个毫无地位的行者，他大部份时间都是用来为和尚们舂米。他是如此不引人注目，以至没有一个人会把他放在眼中，因此现在整个寺院都哄闹起来，要看他向众人所共认的权威挑战，会有什么的结果。但五祖已经看出来，这个毫不做作的行者，是众人未来的领袖，因此决心把衣钵传给他。然而对于这件事，五祖有他担心的地方，因为他的弟子们大部份还没有开悟到足以看出这个舂米者的诗偈中，深沉的宗教直观；如果他独得衣钵，他们会用暴力对付他。因此五祖暗示慧能，半夜到他的房中来，那时和尚们都已熟睡。于是五祖为了慧能无匹的精神成就，而将衣钵交给他，做为权威的信物，深信禅宗的未来会比以往更光辉。接着五祖告诉慧能，目前不可露出锋芒，应当等待适当的时期才公开露面，并宣扬善法。

　　 然而，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寺院，一群愤怒的和尚由惠明带领追逐逃跑的慧能，后者已经遵循五祖的劝告，暗地离开了寺院。当他要越过一个大庾岭的山道之际，惠明等人赶了上来；慧能把衣钵放在附近的石头上，对惠明和尚说：「这件法衣，代表着我们的信仰，不是武力所可争夺的，如果你要，可以取去。」

　　 惠明去取，但法衣重得如山一般。他住手，犹豫，因敬畏而战抖，终于他说：「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望行者为我扫除愚昧。」

　　 六祖说：「你既然是为法来，请把一切心念，不思善不思恶，看看你未生以前的面目是什么。」(「不思善，不思恶，正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经这样一提，惠明立即悟得了一切事物的根本，而这是他一直寻求却寻求不到的。现在他之了解一切，就如同饮了一杯冷水，感受到它们的沁凉。由于强烈的感动，他汗泪并流，恭敬的走近六祖，行礼说道：「除了这深远的话中所含的意义之外，还有其它奥秘的东西吗？」

　　 六祖回答说：「我所指明的事物中没有隐藏的东西。如果你反观内在，你会认出你的本来面目，这本来面目是有世界之前即已有的；奥秘在你心中。」

　　 六祖慧能(殁于七一三年)之后，禅宗分为两支，代表者是他的两个杰出的弟子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六祖是禅宗最后的一祖。他没有把衣钵传下去，因为他不希望再因衣钵之争而产生像他所遭逢的事情与派系的划分。因此，我们不得不说，由于六祖，禅宗开了新页；不仅外在如此，内在亦复如此。宗祖体系破除了，正系、旁系与异端的分别也不再存在；任何领袖，只要在众人公认的大禅师之下接受适当的熏陶，并且他的精神成就得到禅师的认可，就可以用最适合他个性的方式自由发展禅宗。南岳(殁七四四年)与青原(殁七四○年)都代表禅宗的正统，只不过一个强调一面，另一个强调另一面。

　　 从南岳和青原的时期开始，禅宗进展迅速，并且在各阶层人士间发生日愈增加的影响，特别是受教育的人士为然。唐朝，可以说是传给文明与文化达到顶峰的时期，而佛教也在这段时期彻底本土化。它抛弃了由印度所借来的不合适的服装，而完全依照中国的习好，用完全属于中国的材料纺织，裁制了它自己的衣服。虽然佛教的学说方面，中国人的心灵还没有加以完全的消化，禅宗却沿着它自己的路线发展，而成为完全中国化的产物。(稍后我们讲到禅宗的信念与实践时，这点会更清楚。)最伟大的禅师几乎都出现在这一段时期──从唐朝中期到宋末，大约八百年的时间。许多杰出的学者、诗人、政治家与艺术家都叩访禅寺，因与禅师交谈而心神为之开豁。禅宗的这些在家弟子带给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大。后来禅宗的真髓虽然已经名存实亡， 「中国」(Middle Kingdom)所以重要的庙堂寺院，却几乎全都是属于禅宗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见，禅宗在唐宋的全盛时期影响是何其巨大。

日本

　　在日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两派禅宗，即曹洞宗与临济宗。前者溯源于青原行思，后者则源于临济(殁于八六六年)。临济宗盛于唐代中期，其本源为六祖的大弟子南岳怀让。曹洞宗由道元于一二二七年传入日本；他于十三世纪早期去中国，得到师父青原系的天童如净(殁于一二二八年)的印证。临济宗则由荣西与一一九一年传入。北条家族──当时实际的政府首领──对于禅学的传播殊有贡献。结果这导致中国禅师与日本禅师的经常交流。而随后三、四百年间，许多有能力的继起领袖都致力于保持禅门的兴盛。

　　目前，日本的两派禅宗经历着二十世纪佛教的共同命运──即是，处于一种由中世纪的、教条的与保守的精神到进步的、启蒙的与自由主义精神的过渡阶段。临济宗是较为倾向于观照与智性的，而曹洞宗则较为倾向于寂静。曹洞宗在数量上较盛，临济宗则在质地上较高。最近在远东所发生的战争(5)，有助于唤醒古老的民族精神，年青的日本急切的探索它的道德与精神遗产，其富裕与意义是它最近才开始认识与珍惜的。

禅宗的几个原则

重事实而不重语言文字

　　在西方学者的分类看来，他们会把禅宗称为神秘主义(mysticism)──尽管它的典型发展与实践方法和西方的神秘主义不同，正如佛教在各方面与基督教都是不同的。西方的神秘主义常认为有一个客观存在的超越者，或认为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普遍理性。确实，德国的神秘主义曾几乎把基督教改变为万有神教(pantheism，泛神论)，并意图在自己的生命中去寻见神。但无可否认，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是从原始的犹太教一神论分支出来，而一神论事实上是基督教最明显的特征。佛教却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人们所称的万有神教倾向；虽然在它发展的某段时期，有些走向伦理的实证主义，它却一向都鼓励佛弟子以 「禅定」做为开悟的方法。当佛教的教义在有害的学究风气影响之下开始枯萎的时候，禅定总是被特别强调，以其为挽救佛教危机的力量。神秘主义尽管经常受到误解和贬抑，它却无可置疑的是宗教生活的灵魂；宗教信仰中的活力、魅力、庄严与稳定都是来自神秘主义。没有它，则宗教生活就无别于道德生活，因此，不论何时，当宗教信仰变成了一种因循形式，为了某种原因而失去了其原始的热力时，神秘主义必然出现，以为拯救。佛教神秘主义之在印度的复现，以及它之传入中国，乃是由于这一个人心的律则使然。

　　禅宗之忽视或摒弃佛教教训的全部宝藏，把它视之为多余，也完全是由于这个道理；因为这些教训只不过是对于心灵的第二手注解，而心灵本身才是开悟之源，是确当的研究对象。禅宗标明自己为 「在佛陀正典的教训之外的特殊传递」(教外别传)，而它实践的方法则是「直接掌握心灵，而证佛果」(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经与佛经的注解不论是出自何等崇高的悟者之手，禅宗都不以它们为依赖。因禅的最终权威是在自心之内，而不是在自心之外。为了指月，手指是需要的，但若把手指当成了月亮，则必然会堕入无明，因为若此就完全失去了宗教生活的真义。经典的用途在于指示我们精神的努力应用于何方，除此之外就不再有其它用途，因此，禅要面对的是具体的生活事实，而不是语言文字。

无经无书

　　如此，禅宗并不以任何特殊的正典做为它最后的权威根据，也没有任何现成的一套教义可以让禅宗的追随者供奉为精神上的福祉。它认为它自佛陀所传下来的，乃是佛陀的精神──即是，他开悟的主体，由这个开悟的主体，他产生了那么多圣经。达摩所要注入中国人心中的，也就是佛教创始者的这个精神。

　　 依照传灯录(卷三)的记载，当达摩认为他该回国时，曾对他的弟子们说：「何不告诉我你们所达到的悟境？」

　　 弟子之一道训说：「依照我的了解，道德运作既不依文字，亦不离文字。」达摩说：「你得到我的皮。」

　　 尼姑总持说：「依照我的了解，就像庆喜(Ananda)看到阿门佛国，一见便不再见。」达摩说：「你得到我的肉。」

　　 道育说：「地水火风等四大，自始就是空的，眼耳鼻舌身五蕴本不存在。依照我的看法，无一物可得。」达摩说：「你得到我的骨。」

　　 最后轮到慧可，他走出来，行了礼，又回到他的原位。达摩说：「你得到我的髓。」

　　 禅师就是这样传递他们的宗教。他们是极为原创性的，绝不受传统的佛教之任何阻碍。事实上，在禅师的手中，佛陀往往遭受颇不公正的非难。譬如说，临济宗的创始人临济义玄有一次就这般说： 「各位求道者，你们不要以为佛是无上完满者。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一个粪池。菩萨与尊者──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枷锁你的器具。因此，文殊剑杀瞿云，而鸯掘(Angulimala)刀伤释迦。各位修道者，没有什么佛道可得的。所谓 「三乘」，「天、人、畜生、饿鬼、地狱五性」，「圆顿」之教等等──所有这些都只是用来治疗种种疾病的方法；它们本身是没有实质的。不论它们自称具有何等实质，都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表现，除了文字的戏论之外无他。

　　 「各位修道者，有些秃子想抓住某种东西做依附，以便可以让他们解脱世俗的枷锁。大错，求佛失佛，求道失道，求祖失祖。」(译注：见《临济录》)

　　 如此看来，禅师们在传道工作中，所要做的显然是尽量使弟子有独立性与原创性，不仅是对传统佛教的解释上为然，在他们自己的思想方式上亦然。如果有什么事情可说得上是让他们十分厌恶的，那就是对于外在权威的盲目接受，以及对于因循习俗的谦卑屈从。他们要求的是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性和灵性。他们给予心灵完全的自由，任其自我展现；这种心灵的自我展现是不可以被任何人为的事物去阻碍的──诸如把佛当作救世主来崇拜，对于经典的盲目信从，或对于任何外在的权威之无条件的依傍。他们告诫弟子，不论任何事物，必得由他们自己证实为真，才可接受。一切事物，不论是神圣的或凡俗的，都要加以摒弃，因为它们不属于自心。他们说，不可执着于感觉，不可执着于理智，不可依傍二元论，不可依傍一元论，不可被某种绝对体所诱，不可被神所诱，你只要是你自己，则你将虚如太空，自由如空中鸟或水中鱼，你的精神将明澈如镜。佛与非佛，神或非神，这一切只不过是遁词，是文字游戏，没有真实的意义。

公案

　　 如此，禅师们自然没有定型的方法用来教训弟子，而后者也没有固定的过程需得通过。禅师随时随地只要愿意就提出教训，而弟子有了问题就去请教师父。在寺院中，每个人都各有他的工作。盖房子、挖地、耕田、炊事、日课，以及种种其它事情，都得和尚们亲身去做。如果他们不觉得有特别的需要，而满足于和尚的日常生活，他们就留在那里，静静的遵守着和尚日常生活中的规律即可。学禅与否，似乎完全是要他们自发去做的。

　　 临济──他生活在第九世纪的前半叶──的一件故事，很可以说明盛行于当时及后来中国禅堂中的生活情况。

　　 临济在黄檗希运(殁于八五六年)门下做和尚，行业纯一，当时的首座和尚认出了他的天才。有一天，首座问他来多久了，临济说三年；首座说：「你有没有去向师父参问过？」临济说： 「没有，因为我不知道该问什么。」首座告诉他说：「你可以问什么是佛法大意。」

　　 临济就去见黄檗，把这个问题照说一遍，可是他话还未完，黄檗举棒便打。

　　 临济退回来，首座问情况如何。临济说：「我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一顿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首座说：「更去问。」结果得到的回答和上次一样。首座又促他第三次去问，结果一点也没有好转。

　　 他终于对首座说：「我听你仁慈的劝告，三度发问，却三度被打。自恨愚蠢，不能领会此中的含义。我打算离开这里到别处去了。」首座说：「如果你想离开，须得向和尚辞行。」

　　 然后首座立即暗地去见黄檗，说：「问话的那个后生，很是个成器的料子。他来辞行的时候，方便接他。日后穿凿，会成一棵大树，给天下人做荫凉。」

　　 当临济去向黄檗辞行时，黄檗告诉他只向高安滩头大愚那里去就行，因为大愚会给他个教训。

　　 临济就去见大愚。大愚问他从何处来，他说从黄檗处来，大愚问他黄檗告诉他些什么，他说：「我三次问他什么是佛法大意，三次挨打。不知我有过无过。 」大愚说：「黄檗真慈悲得像老婆子了，你却还顽愚得问你有过无过。」

　　 这一提醒，临济突然大悟，叫道：「原来黄檗的佛法也不过如此！」大愚抓住他道：「你这个尿床小鬼！刚刚还说不知有过无过，现在却妄胆说黄檗的佛法也不过如此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快说，快说！ 」临济不答，却在大愚肋下轻打了三拳。大愚推开他说：「你的师父是黄檗，与我什么相干。」

　　 临济告别大愚，又回到黄檗处，黄檗说：「这汉子来来去去，没个了期！」临济说：「只是因为你老婆心切。」

　　 行礼之后，临济站在黄檗一旁，黄檗问道这次他从何来。临济回答说：「昨天奉师父的慈命去见大愚；从他那里来。」询问之下，他把同大愚的事讲了一遍。

　　 黄檗说：「这汉子来了非痛打一顿不可。」

　　 临济说：「不必等他来，现在就打，」说着就打了黄檗一拳。

　　 黄檗说：「你这疯颠汉好大胆子，敢来摞虎须！」

　　 临济便喝(6)，黄檗说：「侍者，把这疯颠汉带回参堂去(7)。」

　　 像这类的故事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因为和尚们经常往来于个寺院，而这类故事就变成了和尚们讨论的题材。后来，和尚们把这些故事称为「公案」，意思是「公开的文案」 ，或「法案」，是要禅僧们去做审查判断的。在宋朝，大约在五祖法演(殁于一一○四年「的时期，这些公案被禅师用来训练弟子，做为使他们达到开悟的一种方法。下面举几个例子：

　　 1. 和尚问洞山良价(八○七──八六九)：「如何是佛？」洞山答道：「麻三斤(8)。」

　　 2. 和尚问翠微：「什么是佛祖西来意？」(这等于说佛教的第一义是什么。)翠微说：「等旁边没有人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他们走近一个园子，那和尚说：「这里没人，请你告诉我。 」于是，翠微指着竹子说：「这根竹子这么长，那一根就短了不少(9)。」

　　 3. 临济有一次在法会上说：「你们的赤肉团里，有一位无位真人。他常常从你们的感官出入(10)。那些还没有体验到这些的，注意看看。」一个和尚上前来问：「什么是无位真人？ 」临济从禅座上下来，抓住这个和尚道：「你说！你说！」和尚正犹豫不知说什么，临济放开他，道：「好一个干屎橛子，是什么无位真人！」就回到自己房中。

　　 如我们在这些公案中所看到的，禅师们要达到的目标，不是同一个至高的实验之秘密的沟通，也不是催眠似的被吸入某个绝对体之中，也不是梦见某种神圣的景象，也不是把自己的自我遗忘于巨大的空虚之中，而所有各殊的事物消失殆尽，只留下无意识的空白。禅师们所致力的是使我们同生命实际接触，亲自感受它的脉动，如同眼睛接触到光明时，即刻认知它是光明。当一个人具有了这如实的内在感受──西方的哲学家们，会称之为直观知识或直接知识──禅师们就给他一个名字，称之为佛，菩萨，或大善知识。

非禁欲主义

　　 那些只认识到佛教苦修层面或悲观层面的人，会以为禅宗也是如此；但事实上，禅宗却是佛教最积极和最有活力的派别之一。禅宗教导说，要合于宇宙的道；而开悟者不再认为感官世界中，何者是该诅咒的，何者是该躲避的，如禁欲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然。就这一点而言，禅者就像其它的大乘佛教徒一样，认为同情与慈悲是他们宗教的根本基础。因为他们不肯停留在精神上的超升地位，而将他们的人类同胞遗留在无明的痛苦中。他们从理论的高处下降到个殊的世界。他们像众生一样生活着，受苦，忍耐和希望。但他们内在的生活，不受此世任何折磨的骚扰。修禅者精神发展的历程，在一本叫做 「十牛图」的书中说得很清楚。这本书把禅宗的精神历程，比之于寻牛与驯牛。

禅的哲学

　　 在此处，我并不想对于谜样的公案所寓含的哲学做思考与解释。我只想给读者翻译六祖坛经一些的段落；这本书在禅宗历史中，是划时代之作，由六祖的弟子依据他们的随记而成。

　　 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谛听。

　　 吾为汝说。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

　　 本性是佛，离性别无佛。

　　 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

　　 诸佛?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记空。

　　 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森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着，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

　　 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

　　 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事大，不行小道。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

　　 善知识，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识真空。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语。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着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流通，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蜜。

　　 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着，不起狂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

禅与一般文化

　　 除了佛教对于中国思想的一般影响之外，禅宗的教育似乎特别为东方人所接受。由于禅宗，我们可以说印度佛教彻底在中国与日本本土化。禅宗并不像佛教的其它支派如天台宗，华严宗，中观宗，或瑜迦唯识派等那般富于抽象思考；而这种单纯性特别适合中国心灵实事求是的倾向。禅宗并不像道家一般与孔子的学说对立，却将它吸收，成为自己的一部份；这必然很受儒家的欢迎。另一方面，禅宗又同道家有相似之处，因为它主张不要执着于世间的事物，并且对大自然有一种神秘的赞赏，而这必然可满足中国的老庄弟子。总之，禅是如此富于弹性，如此能够溶诸家于一炉，如此能与环境相应合，以至最后终于包含了中国心灵所需要的一切。无怪唐代中期正式立宗以来，对于有教养的人和一般大众有惊人的影响。在那个时期如果没有禅宗，则一再发生的宗教迫害，可能已经把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全部扫除，而宋(九六○──一二七八)明(一三六八──一六二八)理学也可能不会产生。

　　 中国的禅师所应用的是最通俗有力的语言，而不是梵文化的中国语，这件事情对于禅宗的流传，必然有不小的贡献。现今中国所有著名的寺庙，几乎都属于禅宗，尽管其中的和尚，已经不再具有古代禅师们的精神。儒家学者或有教养的官吏之认识佛教，大部份是接触禅宗文献所得。从唐代末期，知名的学者与政治家们，就经常出现在禅寺，或是潜心于禅的，或是沉醉于它奥秘的经典、文学。这个传统，似乎在今日有教养的中国人之间，仍然流行着。奇怪的是，禅师们虽然不用任何语言文字来证明他们的信仰，却产生出许多特别属于他们自己文体的作品。

日本

　　 禅宗之以完美的形式传入日本，是在封建时期开始之际──这就是在镰仓时代。它的单纯，直接与有效，立刻赢得日本武士的心，武士们开始拜访禅寺。禅宗并没有早期佛教那种只被有闲阶级所接受的特点，同时，它既非悲观也非消极，也不讲求不抵抗主义。日本的武士阶层，长久以来就在寻求一个可以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宗教，这时立刻在禅的教训中找到他们的理想。日本历史中所谓的北条氏时期──这个时期以有效的统治、生活的单纯与军事实力出名──于是在 「日升」之国将禅宗成功的建立起来。北条政府的古都──镰仓──现在仍旧存留的许多禅寺，就是当时历史的纪念碑。

　　 继北条家而起的足利将军家，以及当时的皇室，都极其庇护禅宗，而禅宗在那时已经彻底浸透日本生活与文化的每一部份。去拜访禅师的，不仅有皇帝，政治家和将军们，而且还有文学家、艺术家、歌唱家、戏曲家、角力家、商人、茶道家和剑士。他们无法抗拒习禅的潮流，因为他们认为禅宗掌握了生命与宇宙的秘密之轮。

　　 自日俄战争以后，常为人谈论的武士道，其发展受着禅宗相当的影响。事实上，它是日本三种道德力量的结合产品──神道、儒教与佛教。这三者对于日本的武士道之形成，都各有其贡献。各个批判家因立场之不同，而对于三者的贡献各有强调；但公平的观察者将不会否认，禅宗与武士道中的宗教与精神层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武士道的Lebensanschauung (人生观)与禅宗的人生观甚为相近。日本人在面对死亡之际，那种显然可见的安静，甚至喜悦，日本军人在面对强敌时，那种无畏以及同对手的公平竞争，都是武士道所特别强调的，而所有这些都是来自禅宗的精神训练，而不是来自某些人所认为的东方人特有的盲目命运观。

禅的修行

　　 禅师们用两种方法来训练他们的弟子──智性的方法和意志的或情意的方法。为了发展弟子们智性的能力，禅师们把古代所讨论或形成的公案教给弟子，让他去思考。禅师可能要求他的弟子对诸如下列的公案表示意见： 「什么是你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或「佛法是为叫你认识本心见性成佛，但你的心在何处？」或「万法归一，一归何处？ 」或「僧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他答道：‘庭前柏树子。’这是什么意思？」

　　 弟子在接到这些问题后，会想尽办法去解答。他可能会想「本来面目」是意谓存在的最终道理，或者会想「万法归一」的一是万物的绝对根本，而除了它自己之外，再无处可归。持着这些观点，他去参见禅师，在禅师面前展示他所有的哲学与宗教知识。但是，这些观点虽然可能与一般的佛教神学相合，却会遭到禅师的冷漠。因为禅并不是要去证明、解释或讨论，而是把 「信」的事实按其本来面目呈现出来。那些习惯于将从未亲身体验的事情在口舌上搬弄的人，那些把符号(文字、观念)当实物的人，当碰到禅师这种不妥协的反应时，才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他们的头脑是多么混淆，而他们的信仰之基础，又是何等不稳。如此在禅宗的训练下，他们会学习着清楚而明确的界定他们对事物的观念；他们也开始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来自省，和看待外在的事物。尽管他们不能掌握住公案的意义，这种日益得到的反省习惯(虽然这不是禅的主要目标)，也会在弟子们德性与智性的训练上有相当的帮助。

　　 当一个公案解决之后，另一个或许更为困难的公案，又交给了他，以便弟子可以看出来，在所有的公案中，都普遍存在着一个原理；这种训练可以依照弟子的愿望，无限制的做下去。

　　 禅宗关于意志或情意方面的训练，是用坐禅方式的来实行。弟子在一个规定的时间静坐，思考禅师所交给他的公案。坐禅可由弟子独自实行，也可在专门为此而设的禅堂与大家一同实行。

　　 坐禅的意思不是要造成一种自我催眠状态。它的目的在使心灵得到恰当的平衡，并把注意力依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向集中。大部份人，特别是在工商社会的今日，如此易于兴奋、冲动，以致常常过早的耗尽了他们的精力，最后终致丧失心灵的平衡。禅一方面要挽救精力这种无益的浪费，一方面可以说是储蓄心力。

　　 在本文结束之前，读者们或许愿意听听一位现代禅师关于禅的修行所说的一段话。下面我从释宗演老师名为《一个佛教僧正的法话集》(Sermons of a Buddhist Abbot)中节录几段，供读者领会。这本书是他最近访问美国时所发表的演说所收集起来。他在日本的禅界有崇高的地位，是镰仓的圆觉寺、建长寺的住持，而此处乃是日本禅宗的发源地。*(10)

　　 「何谓禅那？禅那在梵文本来的意义是平和、平衡或平静，但就宗教上来说，它更具备着自省或内省的意义。这并不必然是对深刻的形而上学问题做沉思，也不是去思索某个神祗的德性，也不是思念世俗生活的短暂。它在佛教中的意义，简单而概略的说，是一种时时从世俗事物的烦扰站开，把某些时间贡献于自省自心的习惯。当这个习惯彻底建立之后，就可以保持心智的澄清与心情的愉悦，即使在日常生活的旋涡中亦复如是。因此，禅那是一种平静训练，旨在使心灵有沉静的时间，免得放野；它把虚幻而卑俗的心意导向真切与诚实；它使我们对于超越感官的事物感到兴趣；它在我们心中寻见一种精神力的存在，可以沟通有限与无限之间的鸿沟；最后它会就我们脱离无明的枷锁与痛苦，安全的将我们导致涅盘的彼岸。

　　 禅那有时可以做为Samatha或samadhi和samapatti的同义词。Samatha意谓寂静，事实上和禅那同义，后者较为被常用。Samapatti本义为‘摆平’或‘平衡’，在佛教中则谓意识的平衡，在其中既不起惊醒，又不起漠然，而是心灵安静的集中于所思。Samadhi意指自动的或非自动的完全凝集在所观想的对象中。当一个人的心同万物最终之理合而为一，并且除了这合一之外不再有其它意识时，就说处于一种三昧状态。就此而言，禅那是达到三昧的方法或历程。

　　如此说，禅那的训练益处不止一种，它不仅使吾人在实际生活中获益，在德性与精神上亦复如是。没有人会否认沉着，节制脾气，控制情感，以及主宰自己所带来的极大益处。在激动之际感情有时会如此猛烈，以致会将自己彻底毁灭，但一个头脑冷静的人却知道如何给心灵以必要的休息与沉静时刻，免得投入情感的旋涡之中。而头脑的冷静，虽然有一部份是来自天生，却可以由禅那的训练而获得。

　　从智性上来说，禅那可以保持头脑的清楚与明澈，而在任何必要的时刻，可以把心意集中在当前的问题上。推理的精确甚有赖于心灵不受情绪的影响，而科学的观察必赖观察者的持续有定。不论一个人心智的发展是何种状态，训练自己养成平静的习惯，必然有得无失。

　　在工商文明的今日，大部份人甚少有时间接触精神文化。他们可以说根本不知道还有永久价值的事物存在，他们的心如此纠缠于日常生活的琐屑中，以致他们觉得要想起免除这些事物不断的干扰是极端困难的。即使每天从他们一成不变的工作回家之后，他们还有许许多多让他们兴奋的事物去做，以致他们本已虚耗的神经系统消耗殆尽。如果他们不早死，必也精神尽衰。他们似乎从不知道安息的福祉。他们似乎没有能力过内在的生活，并在此中发现永恒的愉悦之源。生命对他们不过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他们的任务就是背负这个重担。因此，禅那的福音，设若他们能真心诚意去行，必将成为他们天国般的至福。

　　从生理学意义上来说，禅那是精力的储蓄；它像是一种精神蓄电池，将大量的精力藏在其中，而这个蓄电池在任何需用的时候就放出巨大的能量。一个受过禅那训练的心灵从不浪费它的精力，造成无益的虚耗。从表面上去看，它可能是沉闷的，无趣的，好像半醒半睡似的，但当实际需要，它却会完成奇迹；一般耽于浪费的人，遇到强烈的冲动或刺激，稍做挣扎就完全瘫痪，因而立即投降，因为他没有精力的储藏。这是东方心智与西方心智许多典型的不同之一。东方文化的每一部门都强调精力的储存，要将精神力量的泉源保持充实滋润。东方人训练他们的青年，要把心智内含，不要无意义的显露本领、知识及德性。他们会说，只有浅水才有声音，深的漩涡却无声无息。而西方人，就我的了解所见，却喜欢像孩子般坦诚的把他们一切所有展示出来；他们喜欢热烈的，不遗余力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不久就干涸了他们所有的精力。他们似乎不会储存任何东西以待闲暇之用。他们确实有坦诚而开放的特点，这些有时似乎是东方所缺的；但西方人显然缺乏东方人的深度，后者似乎从不热切、浮躁与不可抑制。老子的教训或Bhagavadgita的教训，确实是西方人所不易接受的。当然，西方人也有例外，这同东方人相似。不过一般来说，西方是活力的，而东方则是神秘的；因为东方人的理想乃是如绝对者一般不可解、不可测、不可思议。禅那的实践可以说是到达这个理想的方法之一。

　　 在Candradipa-samadhi Sutra(三昧经)中，禅那的实践有十种益处：(1)当一个人依照规律实践禅那，他所有的感官都变得静定澄澈，他开始享受这个习惯，而自己并不知道。(2)慈悲充满他的心；由于他的心脱却了一切邪恶，而将一切有情众生视做他的兄弟姐妹。(3)诸如贪、嗔、痴等有毒与扰人的热情，逐渐从意识中退却。(4)禅那密切注意着所有器官，不使诸恶侵入。(5)由于心的纯洁，性情的清澈，禅的实践者不会对低俗情念有过度的欲望。(6)由于心灵集中于高层次的思想，一切诱惑、迷恋与自私都被排斥于外。(7)虽然他很懂得虚荣的空虚，但他不会落入虚无的陷阱。(8)生死轮回之网不论何等缠人，他都懂得如何出离。(9)由于探知了法的最深渊，他住于佛的智慧境。(10)由于他不被任何诱惑所打扰，他如苍鹰逃出樊笼一般，在空中振翅翱翔。

　　禅那的实践常被人混同为催眠或自我催眠，这是我在此处要加以驳斥的。这两者的不同，是任何具有清晰心灵的人都可以看出的，因为催眠是意识的一种病理性扰乱状态，而禅那却是意识的完美正常状态。催眠是一种自我幻觉，是全然主观的，不能从客观上去证实；但禅那却是一切心智力量保持平衡的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任何思想或功能是压制其它思想或功能的。禅那如同在激荡的水面上浇油，以平和激荡一般。在一片广大镜面上，没有波涛起伏，没有泡沫翻动，没有浪花激起。就是在这完美的意识之镜上，亿万反影来去而不打扰它一丝澄澈。在催眠状态下，则是某些心智与生理器官片面，而其它部份完全停顿，因此整个的意识系统陷于错乱；而结果是丧失了有机体的平衡，这正与禅那的实践所得的结果完全相反。

　　另有一些肤浅的批评家，认为佛教的禅那，是对于某种高度抽象的思想之聚精会神的沉思，而这种集中其作用有些像自我催眠，能够将心灵导致一种称之为涅盘的恍惚状态。他们之所以有如此严重的错误看法，是由于他们从未了解宗教意识的本质，因为佛教的禅那同抽象和自我催眠根本无关。禅那所要完成的，是叫我们去实现寓含在我们心灵内的宇宙之道。禅那要我们去认识最具体的生命，因之也是最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干燥无趣又没有生命的抽象问题是哲学家们的题材。佛门弟子所关心的不是这类事情。他们要求直接看到事实本身，而不是以哲学的抽象为媒介。可能有一个神创造天地，也可能没有；我们可能只由于信仰神的善就能得救，也可能不会如此；作恶者可能下地狱，为善者可能升天堂，或者正好相反。但真正的佛门弟子所关心的却不是这类问题。让这些问题随便怎么样吧；佛门弟子不是如此肤浅，如此无所事事，以致将时间浪费于同我们的宗教生活没有生命关联的问题中。佛门弟子借着禅那所要达到的是事物的根本，并在这根本之处亲手抓住宇宙的生命──而正是这个生命使早晨的时候太阳上升，使鸟在芬芳的春风里啼唱，使称之为人的两足动物渴望爱，正义，自由，真理与善。因此在禅那中，没有抽象之物，没有象骨头一样干、象尸体一样冷的东西，一切都是充满生气的，一切都是活动的，一切都是充满永恒启示的。

　　然而有些印度哲学家，似乎认为某些幻境与心灵的自我暗示状态是真实的，而禅那的实践乃是为达到这些状态。他们的八禅天(eightfold dhyana-heaven)概念，就证明了这种看法，在这八禅天之中，居住着一切诸神。当这些领域的居住者，实行禅那之际，他们就进入各个不同的三昧阶段。(一)他们认为他们象云一样升到空中；(二)他们觉得某种不可描述的光明出现；(三)他们经验到一种超自然的喜悦；(四)他们的心变得如此清晰，透明，象大圆镜一般反映诸世界；(五)他们觉得灵魂似乎脱出了肉体的拘限，而在广阔的空中伸展；(六)现在他们回到一种有限定的意识状态，在此状态中，所有的心智慧力都呈现出来，而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向他们显示；(七)然后他们有绝对空无的感觉，在这种状态之下，没有一丝的精神搅动；(八)最后，他们不再意识到任何个殊的事物，也没有丧失他们的意识，而这乃是他们所称的最高阶段的三昧。

　　 「但是，依照佛教的教义，由禅那而来的所有这些幻觉现象，都在被排斥之列，因为它们对于宗教生活的实现毫无关系。在Surangama Sutra(首楞严经)中曾提出五十种不正当的意识状态，是禅的实践者所必须戒防的，在其中我们发现具有前述八种恍惚状态。」

文献

　　 禅宗虽然与文字为敌，留下来的著作却甚多。它曾产生许多渊博的学者，使我们今日得以追循其发展史的每个段落。在许多记述禅宗史的著作中，下述几部最为重要：《景德传灯录》，完成于宋代早期；被认为是中国禅宗的菩提达摩，留下了一些著作，只是其历史的真实性尚未确定，这些著作后来收集起来，称之为《少室六门集》。中华三祖僧璨写了一首押韵的《信心铭》，六祖慧能留下一本由弟子集成的《六祖法宝坛经》。八世纪的大珠慧海与九世纪的黄檗希运各留下一部著作，是研究禅宗思想的重要文献：前者为《顿悟要门论》，后者为《传心法要》。

　　 此外尚需加上敦煌出土的两种稿本：《楞伽师资记》与《荷泽神会禅师语录》。

　　 (1) 禅那(Dhyana)，依照 禅宗学者的看法，禅那并不恰确是沉思或静观。一个人可以一面实践禅的修习，一面又沉思宗教或哲学的问题，但这只是偶合。禅的真正目标是使人见到自己的本心，而由之断却一切智性的思虑和情绪的骚扰。

　　 (2) 无疑这是一部后人所造的经典。很可能由于同禅宗对立的宗派向禅宗挑战，要禅宗提出历史根据来证明它的正统，禅宗弟子就写出这么一部经典以对。但此说有待查证。

　　 (3) 摩诃迦叶之传于阿难，见《传灯录》。

　　 (4) 禅宗的继承(嗣法)极关重要的，继承与印可证明不可分。每一个禅师都必须由他的师父认可，并授与权威，否则不能代表正法的传递。他对于精神体验的解释可能与他的师父不同，或者他会强调他认为师父所忽视的某个层面，然而他之有权如此，却必须师父的认可。

　　 (5) 日俄之战。

　　 (6) 一种很大的喊声，是禅师们在宗教谈话中常用的。「喝」是中国发音；日本音则是Katsu或Kwatu，最后一个音节声音很轻。

　　 (7) 这是禅宗历史中最有名的一个公案。就以它的记载来看，并没有特别涉及宗教或哲学或禅道的地方。一个未能会意禅之精神的人，或许会以为这只是一场闹剧，没有宗教深意。但禅师们却认为凡能懂得这个公案的人，就懂了太阳之下的一切。为让读者见到一个典型例子，我在此处几乎完全是按照《临济录》译述下来的。

　　 (8) 著名的《碧岩集》作者圜悟注解谓：「许多禅师都错会这公案。为什么？因为它难咬难嚼，无处下口；因为它淡而无味。对于‘如何是佛’这个问题，古人已经做了许多回答，有人说：‘他是殿里的’，有人说‘他是有三十二相者，’还有一些说，‘他是杖林山的竹筋鞭。’及洞山却道‘麻三斤，’真个截断了古人的舌头。那些不了解的人，以为他当时是在厨房里称麻，于是就此回答。有些人以为洞山是个问东答西。有的则说，你问这问题的人就是佛，还要问佛，所以洞山绕着圈子回答。啊，这些死汉！

　　 「更有一批人说，麻三斤便是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如果他们用这种方式去解，到弥勒佛生下来，仍旧连做梦也会不到。

　　 「为什么？因为语言只是载道之器，如果你不领会古人意，却只在言句中去寻索，永远不能见着古人的道。古人说：‘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见道即忘言。只有看透这一层的，才到达第一机。

　　 「麻三斤就如长安大道，举足下足无有不是。」

　　 (9) 木平(善道)和尚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当一个和尚问他佛教第一义是什么时，他说：「好大一个西瓜呀！」

　　 有一个人问另一个禅师说，佛教可否在荒凉无人的山顶上找到，他说：「可以。」再问何以可以，他却说：「那里有岩有石，大的石头大，小的石头小。」

　　 (10)确切的字义为「面门」。

　　 * 英文编识：铃木所引用的这本Sermons of a Buddhist Abbot系芝加哥的Open Court出版社于一九○六年出版。其中包括铃木为释宗演于一九○五──六在美国演讲时所译的译文。释宗演圆寂后葬在镰仓的圆觉寺，在此铃木曾住过好些年。我们记得《佛教中的禅宗》这篇文章也是写在一九○六年。

　　 (11)关于这类作品的翻译特别困难，特别是当作者对于哲学用词的精确性并不注重时为然。句与句之间的连接是松的，而重要的词句都未做定义就加以应用。译者(铃木)但求整个行文明晰可懂；读者鉴之。